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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外商

2016-12-09 11:28:10 《晋阳学刊》 介永强

  7-9世纪,大唐帝国境内活跃着众多的外国商人。史书所记,往往不辨国籍,概称“胡商”、“贾胡”、“胡贾”、“蕃商”,或称西域胡人、西国人,或仅言胡人。外商是唐代商人队伍中特殊的一大群体。对此,学界尚无专文系统论述,本文拟就唐代外商①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状况试作考察。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是继秦汉以后又一个较长时间统一的强盛王朝。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不仅在中国封建社会堪称空前,而且在当时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强盛的国力是大量外商入唐的前提条件。

  其次,开放的政策是大量外商入唐的有利条件。贞观元年(626)八月,唐太宗即位后就下诏开放关禁②,“使公私往来,道路无壅,彩宝交易,中外匪殊”③贞观四年,西域各国遣唐商使来朝,太宗派人迎接,“听其商贾往来,与边民交市”④。贞观十五年,天竺王尸罗逸多遣使入贡,“太宗以其地远,礼之甚厚”⑤。唐太宗开放关禁和厚遇外商的政策,在唐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的唐代皇帝继续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如唐文宗太和八年(834)诏:“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观察节度使常加存闻,除舶脚、外市、进奉外,任其来往流通,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⑥

  最后,发达的对外交通是大量外商入唐的客观条件。唐代通往边疆和国外的主要通道计有七条:“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⑦第一条通往高丽(新罗),第二条通至高丽、日本,第五条通往西域,并通至西亚、欧、非各地,第六、七条通往东南亚、南亚、阿拉伯诸国。这些道路架起了唐朝通往当时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桥梁,不但便利了域外商人的行旅往来,而且使得更广地区、更多数量的外商入唐成为可能。

  强盛的国力、开放的政策和发达的交通,使外商在唐代无论在其国别或人数上都远远超过了前代。唐代外商有来自朝鲜半岛的新罗、高丽、百济,有日本、林邑(越南中南部)、真腊(柬埔寨)、骠国(缅甸境内)、天竺(印度)、狮子国(斯里兰卡)、固失密(克什米尔)、尼婆罗(尼泊尔)各国人,有分布在前苏联中亚地区的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他、史,还有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拂林(东罗马)等许多国家。据《唐六典》记载,达七十余国⑧。在众多外商中,以波斯、大食人为最多。史载,唐肃宗上元元年(760),扬州刘展作乱,邓景山引田神功助讨,“神功至扬州,大掠居人资产,……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⑨。唐僖宗乾符五年(878),黄巢起义军攻陷广州,据说波斯、大食等外国人被杀者“数达十二万以至二十万人。……前此恃营商中国为生,至此破产者,比比皆是也”⑩。有数万人是可信的,“十二万以至二十万”似有夸大,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与中国经商的外国之多,营商破产者“比比皆是”,则表明其中外商之众。

  二

  按照贸易性质,唐代外商有官方派遣的商使和民间往来的商人两大类。

  遣唐商使是在朝贡形式下进行的官方贸易。各国到唐聘问的使节,都要向唐王朝进贡方物,唐对各国使节相应馈赠丝绸彩帛、金银精器等礼品。这里的“方物”和“礼品”实际上就是商品,“进贡”与“馈赠”实质上就是一种国家贸易。各国商使带来的方物多为高级奢侈品,也有果类、蔬菜、花卉等等,种类繁多。如仅贞观二十年就有摩伽国献菩提树(又名波罗),康国献黄桃(又名金桃),伽昆国献郁金香,剡宾国献俱物头花,伽失毕国献楼钵罗花,健达国献佛土叶,泥婆罗献波菜、酢菜、胡芹(11)。贡使贸易次数很多,据统计,日本十几次,大食三十七次,林邑二十四次,真腊十一次,波斯二十五次(12),其他各国也为数不少。

  对于官方遣唐商使,由中央鸿胪寺礼宾院负责接待,给予优厚的待遇,并有细致的规定。证圣元年(695),武则天规定:“蕃国使入朝,其粮料各分等给: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国使宜给六个月粮,尸利佛誓、真腊、诃陵等国使给五个月粮,林邑国使给三个月粮”。圣历三年(700)又规定:“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及坚昆都督府,北至契丹、突厥、靺鞨,并为入蕃,以外为绝域,其使应给料各依式。”开元四年(716),玄宗又规定:“靺鞨、新罗、吐蕃,先天里数,每遣使给赐,宜准七千里以上给付也。”(13)唐政府日益细致的规定对各国商使的待遇标准,说明遣唐商使的愈加增多。

  唐朝中后期,随着海外交通的发展,官方的贡使贸易日益频繁,更重要的是民间商舶贸易大规模地发展起来。民间外商主要从事以下几种商业活动。

  贩卖珠宝。唐代外商最重珠宝。据记载,西域贾胡剖身藏美珠(14),波斯舶主藏珠腰肉中(15),长安有胡人以十万贯买武则天青泥珠(16),有商胡以一千万买宝骨(17),扬州有群胡以五万缗买宝珠(18),有西国胡客以五十万买珠(19)。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可知唐代外商大多做珠宝生意。日本真人元开亲睹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香药、珍宝,积载如山”(20),是为见证。

  举质取利。一部分外商经过做珠宝、香料等买卖大生意,一跃成为暴发户。这些富商大贾便放高利贷,即史籍所谓“举质取利”。“举者,举贷以取倍称之利也。质者,以物质钱,计月而取其利也。”(21)史书记载,德宗贞元三年(787),李泌一次命检括长安胡客,举质取利者“凡得四千人”(22)。

  做卖胡食。汉魏以来,西域饮食不断传入中原。至唐代开元以后,“贵人御馔,尽供胡食”(23),“时行胡饼,俗家皆然”(24)。从朝廷贵族到民间百姓,胡食为唐人所喜爱。长安城里有许多外商做卖胡食的店肆,经营的食品有胡饼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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