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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嘉川:郭孔延《史通评释》编纂考

2018-03-29 15:01:25 《扬州大学学报》 王嘉川

作者简介:王嘉川,扬州大学淮扬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史通》是唐代著名史家刘知幾(661-721)撰写的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自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成书后,直到八九百年后的明代后期,才出现对其全书注释与评论兼备的研究著作,这就是郭孔延(1575-?)的《史通评释》。作为郭孔延父亲的好友,李维桢(1547-1626)也写作了一部评论《史通》的著作。由于二人中李维桢为长辈,因而自清代以来,一直认为李维桢著述在先,郭孔延只是“续”之而作,但实际上这个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此外对郭孔延修订其书所依据的《史通》版本等问题,也至今存在着错误认识,不能不予以辨析。

一、清代以来学者的误判

对于郭孔延、李维桢、《史通》三者之间的关系,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卷89《史通评释》评论到:

《史通》旧刻,传世者稀。故《永乐大典》网罗繁富,而独遗是书。其后有蜀本、吴本,文句脱略,互有异同。万历中复有张氏刻本,增七百三十馀字,删六十馀字,复于《曲笔》《因习》二篇补其残缺,遂为完书。不知其所增益果据何本。然自是以后,皆以张本为祖矣。维桢因张氏之本,略为评论。孔延因续为评释,杂引诸书以证之。凡每篇之末标“评曰”字者,皆维桢语;标“附评”字者,则孔延所补也。

首先说,“《永乐大典》网罗繁富,而独遗”《史通》的说法是错误的,当代学者已经从严重残缺不全的今存《永乐大典》卷10135“史”字韵下,发现了所引《史通·称谓》中的文字,证明《永乐大典》曾经收录《史通》一书[1],但至今仍有学者沿袭《总目》的这一错误说法[2]。其次,所谓“万历中复有张氏刻本”,从其具体所述文字增删和补充缺篇看来,是指万历三十年(1602)张鼎思(1543-1603)校刻的《史通》,但其《因习》篇有缺误,并未能“补其残缺”,这是《总目》沿袭了郭孔延《史通评释序》中的错误说法,而未核之以张鼎思本人的《续校史通序》[3]。第三,《总目》称郭孔延是继李维祯评论《史通》之后,“续为评释”,“凡每篇之末标‘评曰’字者,皆维桢语;标‘附评’字者,则孔延所补”,可知《总目》看到的是李维祯评、郭孔延评释的合刊本《史通》,而非二者的单独刻本。但实际上,郭孔延是自己独立写作《史通评释》的,并不是《总目》所说以及近现代学者一直相沿不改的“续”“补”李维祯之作,而且其写作时间也在李维桢之前(详见下文),并有家刻单行本。所谓“附评”的名称,只是后来合刊李、郭二书的第三者加上的,单独刻本的郭孔延《史通评释》中只有“评曰”的条目名称。第四,《总目》说李维桢“因”张鼎思刻本评论《史通》,但并没有举出任何证据;虽然郭孔延确实是依据张鼎思刻本完成其著作初刻本的,但他与李维桢并没有相约著书,因此并不能由他而证明李维桢也是依据张鼎思刻本来写作其书的。第五,《总目》说李维桢的工作是“评论”、郭孔延是“评释”,这个一字之别是正确的。《史通评释》乃是郭孔延著作的名称,内中有评有释。但李维桢的著作无单独刻本传世,而在李维桢评、郭孔延评释合刊在一起的明刻本《史通》中,李维桢只有评论而无注释,因此,李维桢这部评论《史通》的著作的准确名称,可说是至今无人知悉,然迄今学者不明此理,往往径称之为“《史通评释》”,实则并不符合其有评无释的事实[4]。

总之,对郭孔延、李维桢、《史通》三者之间的关系,《四库全书总目》的考察解说多有错误,不足信据。其中特别是第三个方面,近代以来更是得到了学者们的一致认同,如现代著名史家蒙文通等人在1942年发表文章,称“郭氏继李为书”[5];傅振伦在1963年出版《刘知幾年谱》,仍然沿袭《总目》的说法,认为“郭孔延又因李氏之书,杂因载籍以证之,而作附评”[6]129;直到2008年,还有学者发表文章,继续持郭孔延“续写李维祯《史通评释》”的说法[2],而从未有人怀疑过这一观点的真实性。其实,只要我们明晰了郭孔延《史通评释》的编纂过程,就可知道这些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臆论。

二、郭孔延《史通评释》初刻本的编纂

郭孔延字延年,贵州巡抚郭子章(1543-1618)次子,《四库全书总目》卷89《史通评释》说他“始末未详”,大概是基于《明史》没有他们父子二人的传记。但万斯同(1638-1702)《明史稿》卷333有《郭子章传》,可知郭子章字相奎,泰和(今属江西)人,明穆宗隆庆五年(1571)进士,能文章,尤精吏治,曾在浙江、山西、福建等地任职。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擢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兼督理湖北军务。后致仕归家,卒后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

郭子章于书无所不读,著述亦几于汗牛,治学以王阳明“良知学”为根底。当时,少于他六岁的李维桢虽对王门弟子多有批评,但仍“信服王阳明学说”,而其“最推崇的王门学者,即是其友郭子章”,在李维桢眼中,“有明一代理学大儒有武功者,以王阳明为第一人,郭子章则为第二人”,“视郭子章为王阳明再传”[7]98-119。

万历三十年(1602)十月,江西按察使张鼎思刊刻自己校勘的《史通》,随后将其一部奉呈给自己“良知学”的授业恩师郭子章[7]107-108。郭子章在贵州收到张鼎思赠书后,碍于当时条件无法校勘,遂将书转寄给在京师国子监读书的郭孔延,命其撰写《史通评释》。一年多以后,郭孔延相继完成《史通评释》的初刻本及在李维桢帮助下的修订本,并于“万历甲辰夏五日”即万历三十二年(1604)夏,将修订本刊刻行世。郭孔延自撰的《史通评释序》详细记述了此书的编纂缘起及相关情况,除最后一层为署明再刻本刊刻时间、作者项外,兹将其馀内容分四层引述并详作分析[8]1-2。

张睿父(张鼎思)先生再刻陆太史(陆深)校定刘子玄(刘知幾)《史通》于豫章竣,寄家君黔中。张先生手校,为增七百三十馀字,去六十馀字,而《曲笔》《因习》二篇,增补缺略,已成全书。家君读而喜,以新刻寄延曰:“张先生为观察,而手不释书犹诸生也,尔曹为诸生,乃不诸生也,予甚有其葸。黔中亡籍,予家有《史通》蜀本、吴本,再校之。刻中如‘干宝’之‘于’、‘扬雄’之‘杨’、‘王劭’之‘邵’、‘常璩’之‘據’、‘苻坚’之‘符’,当是写误。可发旧本,细为校定。”

此序可谓开章明义,一开口即讲《史通评释》的编纂缘起。其中说张鼎思刻本《史通》“《曲笔》《因习》二篇,增补缺略,已成全书”,属于一时“立言失检,殊滋疑误”,因为张鼎思所增补为《曲笔》《鉴识》两篇,《补注》《因习》之缺文“固未尝增订”[5]。郭子章家中本就藏有多种版本的《史通》,平日论学也对《史通》的论述多有赞同[7]98-118,因而得到张鼎思赠书后很是高兴,但在翻阅中发现此本仍有一些文字讹误,苦于政务繁忙,又无书可以核校,遂命郭孔延以其家藏本“细为校定”。如此,“郭孔延注释《史通》实有家学渊源可寻,此为父子间的学术传承”[7]109。显然,郭孔延写作此书,并非如《四库全书总目》及现当代学者们所一致认同的,是为李维桢评论《史通》的著作“续为评释”,他们所谓郭孔延“续”“补”“继”李等说法都是错误的;郭孔延是自己独立撰写其书,其编纂缘起与李维桢并无任何关系。

延自长安归,循环校阅,再加芟正。篇中史官姓名,如左氏(左丘明)、 (司马)迁、(班)固,古今共推者,可以无释,自孔衍、荀悦以下,俱为著其爵里,间以己意为之评论,虽未必合作者之意,只承严命,终陆(深)、张(鼎思)二先生功耳。

郭孔延接受父命,自京师归家后,即开始“循环校阅,再加芟正”。除文字校勘外,对《史通》中提到的史官等人物姓名,大家熟知、古今共推者,不予注释,其他俱著其爵里、详其事迹。对《史通》中的议论、观点,郭孔延也“间以己意为之评论”,他坦承:虽然他的评论未必符合《史通》原意,但“只承严命,终陆、张二先生功耳”。由此可知,他父亲不只是让他校勘文字,更重要的是让他进行评释,以补陆深、张鼎思二人所没有做过的工作。

郭子章与极为推崇他的李维桢“关系深厚,彼此有通家之好”,郭子章有丧亲之痛时,李维桢写诗悼念,郭子章夫妇年过古稀时,李维桢又“赠送祝寿诗文”[7]112-113,其他诗文互赠、书信往来也都很多。但郭子章在给郭孔延的信中,并没有提到李维桢评论《史通》的著作,而只是以张鼎思在为官时仍“手不释书犹诸生”为例,激励儿子奋发上进,做出前人从没有做过的创新工作。这说明,李维桢尚未着手评论《史通》的写作,否则以郭、李二人的交情,郭子章让儿子评《史通》,“终陆、张二先生功”,又怎能不提李维桢先期开始的著作呢?

约而言之,考究精核,义例严整,文词简古,议论慨慷,《史通》之长也。薄尧、禹而贷(曹)操、丕,惑《春秋》而信《汲冢》,诃(司)马迁而没其长,爱王劭而忘其佞,高自标榜,前无贤哲,《史通》之短也。然则徐坚所云“当置座右”者,以义例言,良非虚誉;而宋祁所云“工诃古人”者,以夸诩言,亦非诬善矣。

这是郭孔延对《史通》全书的整体认识与评价。认为其长处有四个方面,在内容和立论方面“考究精核”,体例方面“义例严整”,遣词造句方面“文词简古”,语言风格方面“议论慨慷”,因而认为徐坚“当置座右”的评价“良非虚誉”。至于《史通》的短处,他讲了三点:一是从维护儒家正统观念方面,批评《史通》对自古相传的尧、禹等圣王多有批评,但对后世以篡夺相仍的曹操、曹丕等人却有所宽贷;对圣人孔子编纂的《春秋》多有抨击指责,但对西晋时出土的汲冢诸书却相信不疑。二是从对具体史家的评价方面,指责《史通》对司马迁批评过多,对其长处论述不多,但对王劭却多有爱护之词,以致“忘其佞”。三是从《史通》的立论方式方面,批评它“高自标榜,前无贤哲”,也就是刘知幾自己在《史通》卷10《自叙》中说的“多讥往哲,喜述前非”,因此郭孔延认为,宋祁在《新唐书》刘知幾本传中批评他“工诃古人”,“亦非诬善”。总的来看,郭孔延从所长、所短两个方面对《史通》进行的评议,是比较符合《史通》的实际情况的。也正因此,当代《史通》研究专家许凌云认为,郭孔延的这一评论和后来清代黄叔琳《史通训故补·序》的评论,“比较实事求是,比较全面,可代表历代的评论”[9]303。

延又因之有感焉。子玄自叙《史通》方诸《太玄》,《太玄》数百年后为张衡、陆绩所重,第《史通》“后来张、陆,则未之知”。不谓今千年后,首刻于陆太史,再校于张观察,子玄之平子(张衡)、公纪(陆绩)也。二姓俱同,事岂偶然?亦可谓子玄忠臣矣。

郭孔延的这段“有感”,有几个立言不谨之处。一是写作《太玄》的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生活在两汉之际,张衡(78-139)生活在东汉中前期,陆绩(187-219)生活在东汉末,因此称“《太玄》数百年后为张衡、陆绩所重”,在时间跨度上未免夸张。二是称《史通》“不谓今千年后,首刻于陆太史,再校于张观察”一句,显然是既忽略了明初蜀藩司刻本,而陆深正是以这个蜀藩司刻本为基础,校刻成新蜀本的[10]551;[11],又误把张鼎思当成了继陆深之后校刻《史通》的第二人。其实,在陆深之后、张鼎思之前,张之象(1496-1577)也曾重新校刻《史通》,仅称陆深和张鼎思是“子玄忠臣”,而不提张之象,未免抹煞了张之象的功绩,就是郭孔延自己,后来不也是在得到张之象刻本后,才据之修订自己著作的吗?不过,从下引郭氏文字可知,他最初写这段序言时,并不知道张之象校刻《史通》一事,因此他的这个失误还是可以原谅的。

以上就是现今传世的、郭孔延自家刊刻的《史通评释》修订本卷首郭氏自序的情况,从序言的角度来说,对其书编纂情况的介绍还是比较全面的。但我们却不能不说,仅看这个序言,并不能完整了解郭书的全部编纂情况。因为在完成初刻本后,郭孔延又对其书进行了修订,可是上述序言只是“为‘初刻’所作”[7]92,反映的只是初刻本编纂情况,换句话说,郭孔延在刊印修订本时,除了把刊刻时间署为修订再刻时的万历三十二年(1604)夏之外,竟直接沿用了初刻本序言,而没有重新改写,也就未能透露任何有关进一步修订的信息,这些信息只存在于郭孔延在书内写下的按语性文字中。

郭书修订本问世后,由第三者把郭孔延和李维桢各自著作编辑在一起而形成的合刊本《史通》,以“《史通序》”为题,原文照录了郭孔延的这个序言,但删掉了文末所署时间,而且其中个别文字也有错误,好在无关宏旨,可以不论。不过不无遗憾的是,这个合刊本删掉了郭孔延修订其书的有关按语性文字,而明清以来的很多著名学者,只看到了这个合刊本,而没有看到郭家自行刊刻的《史通评释》修订本,因此他们也就未能清晰把握郭书的修订情况,并由此导致一些判断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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