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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政治自由主义在中国

2016-10-19 11:03:25 《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马千里

  在民族救亡的历史呼唤中,自由主义思潮迎面扑来,影响了中国的几代知识分子,启迪过中国的思想界。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曾涌起一座又一座浪峰,却又总是摆脱不了落入低谷的命运。到了40年代,扑朔迷离的时局,似乎透出了一线希望之光,自由主义大潮骤起,却又随着中国政局的日趋明朗而迅速地退下,并最终悄悄地归于无声无息。自由主义思潮的这种潮起潮落,值得我们重新回顾,认真分析。

  一、历史的契机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起源于西方,随着西学东渐,逐步传入中国,和着救亡图存的历史主旋律,形成了跌宕起伏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自由主义运动。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社会有其内在逻辑发展根据,它制约着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张扬与消弭。40年代中后期,自由主义能以巨大的浪潮席卷中国大地,大有重整河山之势,就是历史为它的勃兴提供了又一契机。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共的严重对峙,是自由主义重新崛起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缘。抗日战争整合了中国的政治力量,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各种政治势力都希冀与国民党政权平分秋色,这就打破了国民党的一统天下。特别是国共双方围绕着建国问题,在军事和政治上展开了尖锐激烈的较量。蒋介石国民党依然要建立一党专政,实行专制独裁,坚持先军队国家化,再政治民主化。共产党主张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先实现政治民主化,再实行军队国家化。双方的主张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未卜。这种动荡无序,充满战争火药味的时局,在自由主义者眼里就成了导致多元化政治的前奏,也是他们施展政治抱负的难得良机。他们认为国共双方在短时期内难于一决雌雄,需要一个中间力量从中斡旋,以打破两党拥有武力对峙的局面,推进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罗隆基著文说:“中国要防止内战,在我个人看来,唯一办法,只是第三个有力的大政党产生,以缓冲国共两党的武力对峙与冲突,”①就是说国共之间的对立,唯有通过中间力量──第三个有力的政党给予消融,这个中间力量主要就是自由主义人士。他们的设想是,在中国建立一个以中间力量为主体的政府,国共双方都把军队交给政府统一管辖,以化解国共之间以武力为后盾的对立。而“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必然有待于自由主义者的努力”。因为“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始终坚持民主的原则和民主的精神来从事民主运动,解决政治问题。”②可见,危机的时局,似乎给自由主义者闪出了一道实现政治理想的空隙,他们踌躇满志,欲展宏图。

  政协会议的召开似乎表明,历史的天平将倾斜于自由主义,其政治理想将会变为政治现实。当内战的乌云密布,和平的大门还未最后关闭,和平尚存一丝希望之际,为了争取和平,在多方人士的努力和促进下,1946年6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蒋介石在开幕词中宣布了国民党的四项诺言:人民享有各种自由;各党派有合法地位;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经过会议内外的激烈斗争,大会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包括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个议案,决定改组政府,和平建国;修改宪法,建立宪政。在军队国家化的政治民主化这两个问题上,国共双方都作了原则上的让步。从总体上看,政协的一系列决议,似接近于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民盟政纲。罗隆基是这样评价政协的:“共产党的主张多,蒋介石的苦恼大,民主同盟的前途好。”③这对自由主义者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他们兴致勃勃地卷入到政治漩涡之中,期望着对中国政局的发展施加影响。自由主义者既自信又亢奋,他们相信,政协会议的召开,已在中国辅设了他们的理想之路,这条路必然会有光明的前途。

  战后,美国对中国自由主义的声援,强化了他们作为一股政治势力来左右中国政局的愿望。自由主义的再度兴起显然得到了美国的同情。这不仅因为自由主义者的主张基本上是来源于英美自由主义的理论,它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是与美国合拍的,而且美国政府也看到了自由主义者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着一种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美国政府出于全球战略的需要,在中国实行的却是扶蒋反共的政策。为了维护蒋政权,给其打强心针,它曾要求蒋介石政权改组一党政府,容纳更多的自由主义分子,使政权的基础趋于广泛。美国为此也做过努力,如迫使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促成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调停国共军事冲突,主张和平建国,吸收各党派代表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国民党政府等。马歇尔来华调停失败后,在离华声明中还强调今后中国的政治应由“自由分子”来领导,暗示美国将支持自由主义者所领导的中国政府。美国政府对中国自由主义者暗送秋波,犹如给他们注射了一针兴奋剂,进一步促进了自由主义大潮的汇聚。

  自由主义者对国民党“厌”,对共产党“怕”的心理,迫使他们为实现自己的主张,紧紧抓住历史提供给他们的那怕是一种较为渺茫的希望。抗战期间,为了民族的救亡大业,自由主义者不惜以降格的心态屈从国民党。可是,国民党政府却以其行政无能和政治腐败丧失了社会的权威,专制独裁统治导致了政治上更加暴戾、腐朽与黑暗,经济上的负增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贪得无厌更使国民党的威信一落千丈。这一切使国民党及其政府人心丧尽,自由主义者对国民党的“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他们认为,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党,一个无自由民主可言的政府,必将为中国现代化的浪潮所吞没。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者对共产党怀着恐惧心理,他们反对激进的社会革命,认为“共产主义与18世纪的人权运动或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根本是势不两立的。共产党好以民主为口头禅,在未掌握政权之先,他们大声疾呼的让言论自由,实际上他们不过利用民主的机构去打倒民主。国际的共产主义与中国的共产党都是全能主义。”④在自由主义者的眼光里,“共产主义同法西斯主义一样地属于全能主义,同样的不可饶恕”⑤这是自由主义者对共产党的误解。这种对国民党“厌”和对共产党“怕”的两种情绪揉杂在一起,更加深了他们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紧迫感,他们不愿意轻易地放弃历史为他们搭好的戏台,他们要充当历史舞台上当之无愧的主角。

  可见,抗战胜利后,自由主义的声音重新回响,是由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决定的。自由主义者及时地抓住了历史所提供的机遇,试图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迫切要求中国的政治按照自己的理念运行。很明显,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主要是政治自由主义。它在20世纪40年代写下了引人注目的篇章。

  二、瞬间的辉煌

  40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高举着自由主义的大旗,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开辟第三条道路,按照英美模式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们依据自己的思想理论和政治纲领,以《世纪评论》、上海《大公报》和《观察》周刊等报刊为阵地,对时局,尤其是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前途纷纷发表政见,其重要人物除胡适以外,还有周缓章、施复亮,杨人楩、张东荪、张君劢、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他们绝不单纯是坐而论道、空谈理想抱负,他们的政治参与行为比以往任何时期都积极。然而,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辉煌只是闪烁在历史的瞬间,经过一阵轰轰烈烈的喧闹之后,依然是收效甚徽。

  自由主义者借助舆论的力量,想以娓娓动听的主张感动“上帝”,使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促进中国迈向和平民主、统一进步的目标。

  自由主义者极力推崇政治自由。在他们的理论中,政治自由的意义就是建设民主,拥护民主。这种民主以思想自由和自由思想为前提,从而使一国的政权真正掌握在多数人民的手里,由多数人民的意志来决定一国的政策,以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针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现状,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内容应该体现在实行多党制上。张东荪对此讲得很清楚:我们“主张各党共存,都能发展,这就是民主。除了各党共存合作以外,另求民主,这不是曲解民主,便是有意造成假民主。总之,各党协商,由共同而得一致,由不同而互相钳制,这乃真是民主。”⑥自由主义者倡导的多党制民主政治,是以容忍为根据的。他们认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言。民主建国会在宣言里就提出:“各政治党派必须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相忍相让,通过政治的民主化,以达成军队的国家化。”⑦

  自由主义者争取政治自由,也追求经济自由。他们深感官僚资本与封建土地制度是中国发展经济的两大障碍,要使中国的经济按其设想畅行无阻,就要在铲除官僚资本和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自由主义者关切地注意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无政府状态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弊端,为免重蹈覆辙,他们提出“必须采用计划经济,尤其必须采取进步的计划经济,但经济方面一有计划势必不能让其他方面仍留为无政府状态的绝对自由。”⑧在自由主义者看来,经济的计划性,可以达到一种经济平等,经济平等了以后自由更可增加。他们认为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是“我们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极好的参考资料”,要“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民主政治。”⑨

  40年代自由主义者的经济建设主张是面临着当时的私人企业开始滑坡,整个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的,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经济建设的热切关注,体现了他们对切身经济利益的发展要求。他们还认为,“政治的自由与经济的自由是相辅而行的。我们如得其一而失其二,我们要发现生活是悲惨的。我们如双管齐下,我们的奋斗可以事半功倍。”⑩这表明,他们意识到能否实现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直接关系到民族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存亡。

  自由主义者信奉和平改革,以此作为实现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必要手段。他们认为,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是通过和平改革而不是暴力革命的途径实现。在他们的历史视野里,暴力革命造成的结果是“兵连祸结,害了国家,苦了人民。”(11)自由主义的和平改革,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一步地进行改良,一点一滴地求进步。他们主张“实行改良的资本主义,尽量利用资本主义的优点去发展生产力。”(12)在土地改革方面,他们不是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而是要“集中力量,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土地问题,以解除农民痛苦,并扫除国家工业化的障碍”。(13)自由主义者希望通过缓和阶级矛盾,避免社会震荡,兼顾各阶级的利益,和平地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当内战的硝烟弥漫之时,自由主义者认为:“内战解决不了国共的问题,也决产生不了统一的中国。”(14)他们提出了对内调和国共的主张。他们调和国共的基本原则是,把“趋于极端”的国共两党拉回中间性的政协路线,以和平合作的方式达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经济工业化。为此,通过加强独立的中间力量,“迫使它们不能不‘互让’不能不‘各有所迁就,互有伸缩’,才能获致‘调和’达到‘统一’,建立‘民主主义的社会’。”(15)他们天真地企图通过调和国共双方的武力抗争,以达到自由、和平、民主、其政治上的幼稚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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