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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常英: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语境中文献传播若干思考

2018-04-13 10:30:45 史学月刊 郭常英

作者简介:郭常英,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学界文化史研究、社会史研究相继兴起,随后出现了二者“共生共荣”的态势(刘志琴:《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第13~23页)。90年代之后,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学界以消费和娱乐为取向的大众文化研究开始崛起,原本主流文化一枝独秀的局面被打破,研究视阈也日渐开阔。改革开放以来中西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西方学界的研究方法逐渐影响中国学术界,促使传统史学研究视角和方法发生重大改变。在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繁荣态势下,所见环境史、性别史、医疗史、身体史、娱乐史等研究成果日益增多,社会文化史研究逐渐成为重要的学术生长点。良好的发展势头给学人提出了新问题:社会文化史文献极其丰富,然而又庞杂分散,发掘利用严重不足。若不下大力气进行有效的搜集与整理,则很难深入真实的反映史实。这里拟以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所涉的文献传播为视角,以近代娱乐和慈善义演为切口,作一些分析和思考。

研究的对象决定了文献来源的广泛性 近二三十年来大量文献的发现和出版,给学界研究视角的扩展和研究对象的变换带来了许多机遇。社会文化史主要以各个历史时期的民众生活为出发点,研究对象的大众化决定了文献来源的广泛性。随着历史变迁及时空延续,民众所涉衣、食、住、行及其蕴含的娱乐、情感、习俗、风情等事象与风物,可谓包罗万象;在不同阶层、群体和地域,人们各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与习惯,而相应的历史记载既多样,又多元。相关文献史料,除去官方记载之外,还有非官方及实地调查资料,如碑刻、家谱族谱、文集笔记、戏剧唱本、神话传说、民谚俚语、日记、访谈等,也都成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文献。笔者研究涉及中国近代民众的娱乐生活,深感文献来源特别丰富和广泛,既有小说、游记、杂识,亦有城市指南、城市年鉴等,而现存各地图书馆、档案馆的档案文献、老旧报刊文献、回忆性质的文史资料等,对于丰富和深化近代民众娱乐生活史的研究意义更为重大。

在传播途径和方式渐趋发达的近代中国,不仅阅读载体形式多样,而且报刊传媒等发行量增大,便于人们从中接受多方信息。报纸杂志中有大量的内容面向新兴的市民群体。这样,民众的日常生活便自然反映在报纸杂志的版面中,于是发掘和利用报刊史料成为学界开展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文献来源。对于娱乐生活的研究,学界已认识到报刊文献的搜集和使用的重要价值。报刊文献记载历史可谓方方面面,诸如新式娱乐作为新闻或经营者发布的宣传广告等,从中尤可反映很多娱乐项目,并由此呈现多样态的社会文化。其内容的广博,可以用“海量”谓之,浩如烟海的文字信息令人目不暇接,搜集和运用文献资料,让人有无从下手之感。各类大报小报,均刊载大众娱乐文献史料,除内容庞杂无从下手之外,若要从中查找有意索取的内容,更如大海捞针。因此我想,这些问题一定经常困扰学人研究方向的选择,也影响研究的深入。如何让人们简便地利用文献史料,并通过这些文献去深入探询、发现具有时代意义和价值的思想内涵及社会呈现,以促进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这必然成为新的学术需要和价值追求。

报刊文献的整合利用与档案文献的亟需发掘 报刊文献和档案文献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均占有重要分量。报刊文献丰富,并以量大、面广著称;档案文献则立足于官方或者组织团体,具有可靠与核心文献的称誉。目前学界对于报刊文献的汇编整合已有显著收获,但档案文献的发掘仍需深入。

以近代中国民众娱乐生活为例,20世纪以来报刊文献汇编成效显著,值得关注的有闵杰整理的《清末新式娱乐活动》和姜进主编的《二十世纪上海报刊娱乐版广告资料长编》等。当前学界对社会文化史研究方兴未艾,需要有丰富而易索阅的文献去助推研究深入,这些资料的收集与编撰出版,无疑正逢其时,对于该领域新局面的开创,具有不容低估的价值与意义。这些文献资料既收集面广,汇集了近代社会文化大量相关信息,同时又注重分类分期,给阅读者研究者查找和引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它们不仅能使阅读者对当时社会民众某一方面的娱乐生活有较充分的资料把握,也能对某一地区社会文化活动的发展进行相应的思考与认识。

笔者从事慈善义演研究,由上述清末娱乐活动文献产生了若干思考。第一,由西方输入的电影、西洋音乐、舞会、拳击、魔术、杂技、马戏等,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较为强烈的新鲜感。那么,演出价格的制定与实际消费情况如何?哪些群体是某种类型娱乐活动的消费者?义演等相关问题的产生与状态如何?第二,电影展现可谓最为突出、神奇又过瘾的视觉娱乐,尤以上海、天津、盛京三地为代表。文献呈现电影故事、样态和放映场所的发展变化,更有社会评价与民众认知等。有关电影的文献资料分量很重,这也会引出人们对当时社会文化状况的认识和思考。第三,音乐作为新式娱乐活动的中心内容,展示了当时的多种样态。这些报刊文献反映出社会对音乐的普遍认同,学校音乐活动与歌唱,政府官员填写歌词,校歌出现与歌曲集出版,大型专场音乐会演出等,在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中均有影响,也带来社会风尚的变化。第四,更多像社会上层人士喜爱的舞会,人们津津乐道的马戏、魔术以及具有强烈刺激性的拳击比赛、角力比武等,作为娱乐活动也在民众中形成影响。其中引发研究者省思的不仅是专业化娱乐,更有时代样貌的一些变化。

伴随着近代文化的发展,不断扩充的报刊种类及其发行量提升,显示出报刊日益深入人们的生活。从报刊中选择有效的观察点来透视人们的娱乐生活,不啻是一个可取的路径。《20世纪上海报刊娱乐版广告资料长编》将报刊广告作为着眼点,以时间划段、按艺术特点归类,不仅将海量庞杂的信息汇集整理,其要点提示也极具价值,既给研究者提供了广为可寻的视角,反映出当时的娱乐生活状态,同时还体现了在历史发展中中华传统文化的嬗变。这部资料汇编将视角放在节庆之时,把节日庆典作为观察社会政治与日常生活变迁的窗口,很具代表性。将这样一些文献归类整理与编撰,有助于我们对当时的社会娱乐活动有更为生动、丰富和深刻的感受,也有助于人们从中受到启发,提出和探讨一些问题。如,面对上海等大都市娱乐活动的不同时期——茶园时期、舞台时期、新剧时期、游乐场时期、电影时期各种新兴娱乐项目的展演样貌,一些社会史课题值得思考。例如,如何认识娱乐与社会分层问题,娱乐与性别问题,娱乐与政治问题,娱乐的商业化与民族主义问题等。这些与娱乐相关的深层次问题很值得探讨。

此外,上海还有一些新的观察点,如:在政治相对平稳、经济向好发展时期,上海的娱乐生活反映出作为移民社会的某些特点;社会分层开始,大都市的社会文化样貌通过娱乐得到展现,娱乐活动项目繁多,室内娱乐场所、露天游乐场所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抗日战争期间,“孤岛”上海依然“华丽”,日常生活似乎较少受到战事影响,市民的娱乐生活未见减少。在租界区,娱乐活动除了电影之外,另有大量各剧种展演以及游乐场、舞厅等的游艺娱乐活动。依笔者所见,通过资料汇编的大量信息,可由中再作归类统计、数据分析,定有更具意义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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