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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朵金花”问题再审视:思考宏观理论问题

2018-04-10 16:24:18 中国史研究 张越

作者简介:张越,1962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文革开始前的“十七年”时期(1949-1966,下文简称“十七年”时期),中国史坛对“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后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现象之一,其论辩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涉及问题之广,持续时间之长,讨论程度之深入,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都是空前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尽管五个问题中的大部分仍分别以其各自不同的方式在持续研究中,但是作为整体概念的“五朵金花”问题则遭到质疑或诟病。21世纪以来,回顾、反思史学界“五朵金花”现象的论著渐次出现,对“五朵金花”中诸问题的不同看法、对“五朵金花”现象的不同评价也逐渐增多。①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五朵金花”问题再作审视,希望从中获取一些对“十七年”时期的中国史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有效认识与评价。

一 “五朵金花”的称谓及由来

“十七年”时期对许多历史理论问题展开了讨论,主要有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历史人物评价等。②其中的前五个问题,通常被合称为“五朵金花”。

“五朵金花”最初被称为“五朵花”,出自翦伯赞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批判向达的发言:“向达则提出历史学只开五朵花的问题,来进行攻击。他所指的五朵花,就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③向达原话是如何说的已不可考,但是在一些他人回忆向达的文章中,“五朵花”所指代的问题有些出入,“他(指向达——引者)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还提出史学界要百花齐放,不能只开‘五朵金花’(指古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及民族问题这五方面的讨论),在学术观点上,也应百家争鸣”④。“展开‘大鸣大放’时,向先生认为在历史学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只重点讨论了中国古代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问题等五个问题。”⑤这两种说法,用近代史分期问题替代了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考虑到翦伯赞是在9月18日召开的社会科学界批判右派的大会上的公开发言中批判向达的“五朵花”言论的,此发言又发表于同年10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故“五朵花”所属的五个问题,应以翦伯赞所说更为准确。

笔者至今未见在文革前有人称“五朵花”为“五朵金花”⑥。史界“五朵金花”的称谓,最早被使用大约是在文革结束后。赵俪生在197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什么是我们所说的大选题?例如‘五朵金花’就是大选题,即古史分期问题、土地所有制问题、农民战争问题、民族共同体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⑦1988年12月30日的《人民日报》载有孙祚民的《读〈对农民一个历史侧面的考察〉》一文,文中提到“五朵金花”:“被誉为史坛‘五朵金花’之一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经过一段飘零冷落之后,近几年陆续发表、出版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论文和专著。”1989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四十年》一书中提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我国史学界围绕着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五大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鸣,表现出对史学理论的极大兴趣。史学界称誉这五大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为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五朵金花’。”⑧同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一书也提到:“在五六十年代,史学界先后讨论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五个问题,被史学界称为‘五朵金花’。”⑨至此,“五朵金花”一词的使用,已经为史学界所认同,而“五朵金花”所指代的五个问题虽仍略有出入,⑩却也基本确定,即向达、翦伯赞首先提及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五个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

“五朵金花”盛开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的“十七年”时期,却孕育于近代中国新史学建构过程中的晚清民国年间。古史分期问题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由讨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这样的现实问题进一步深入到讨论中国社会史性质问题而出现的。如果再看得远一点,则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其以西方社会进化论解释中国历史的尝试,便已经具有了按照某种历史理论对历史发展做阶段性划分从而凸显历史分期问题的倾向了。社会史论战的主导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讨论问题的焦点便是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社会、中国封建社会起讫何时、有何特点以及何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史论战期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首次对古史分期问题做了较全面的论证,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被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的标志性著作,古史分期问题亦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抗战时期,唯物史观史学派中的那些具有中共党员身份或政治立场归属中共的学者,逐渐聚拢在延安和重庆地区,从事史学研究,真正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11)延安地区的《中国文化》(1940年2月创刊)就古史分期有过讨论,范文澜在延安写成的《中国通史简编》首次把五种生产方式说系统运用于中国通史撰述中的古史分期上。吕振羽、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等人也都阐明或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分期观点。

土地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两个问题,是用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研究和解释中国古代历史过程中的更为具体的问题,换句话说,是唯物史观史学话语体系中更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课题,也是古史分期问题框架下直接面对中国历史实际的主要问题。“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邓拓等,在建国初或在解放以前,便在他们的论著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们大都认为封建土地所有制以私有制,即地主(领主)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但在具体阐述上彼此间不尽相同。”(12)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否已经存在?是怎样在中国历史中酝酿产生的,即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已有阐述:“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3)在此前后,如邓拓、吕振羽等人均有相近论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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