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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疏解阐发时期--明代(5)

2015-08-19 16:14:39 《孙子兵法研究史》 于汝波

  疏解阐发时期--明代(5)

  巩固边防重镇,加强纵深防御。明初,为防止元朝残余势力及以后的蒙古族瓦剌部和鞑靼部袭扰犯边,根据孙子“守其所必攻”的思想,朱元璋、朱棣两朝以长城为依托,建立前哨卫、所,以加强防御正面,加大防御纵深,朱元璋又命诸王各统重兵分头镇守北平、大宁、宣府、大同、太原等边防重镇。朱棣继位后,曾先后五次主动出击,实施以长城为依托深入漠北的军事行动,打击蒙古贵族的势力,以确保北部边境的安全。同时,加强九边包括长城在内的防御工程的建设,以及部署在九镇的军事力量。对于遏止来自北部的安全威胁,发挥了明显的作用。著名将领俞大猷在受诬陷发配山西大同镇时,协助巡抚李文进经略边防,领导造出独轮兵车,并由李文进上奏朝廷,创建兵车营。俞还提出利用兵车营,协同步、骑、炮兵作战,实行多层防御的防御作战思想。为了防止敌人骑兵长驱直入,主张于京郊大量植树,招集流民垦荒建堡,迟滞和防御敌人的进攻。明代研究边镇防御作战理论的军事著作还有杨时宁的《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刘效祖的《四镇三关志》和胡献忠《九边形势图》等。

  筹划海防,抗击倭寇。中国古代的海防思想与海防体系是在明代建立起来的。明初本着孙子“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的思想,确立了积极防卫的海防政策。其具体部署是:打造战船,以舟师巡海;修筑城堡,固守岛屿;增设沿海卫、所,扼守海岸、海口,构成阻歼敌人的海上纵深防御体系。为了加强沿海防御,做到“知彼知已,百战不殆”,许多有识之士如郑若曾、徐光启、茅元仪、焦勖等,精心研究沿海军事地理,了解倭寇活动规律,研制新的火器技术和使用技术,先后推出了军事地理学和防御作战理论的著作《筹海图编》、《江南经略》,研究御倭的有郭光复《倭情考略》一卷和王囗囗《御倭条款》一卷,探讨海防学术问题的有徐明达《乾坤一统海防全图》,王在晋《海防纂要》十三卷图一卷,李汝华《温处海防图略》一卷和张兆元《海防图议》一卷等。这一大批军事理论著作,为沿海的抗倭斗争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料。其中郑若曾的《筹海图编》提出了御海洋、固海岸、严城守的纵深防御战略体系理论。俞大猷根据自己长期抗倭斗争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优先发展水军和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海防思想。关于发展水军,他认为水军应当占海防兵力的七成,陆兵应当占海防兵力的三成。关于作战方法,他认为海上与陆上配合,内河与内陆配合,水军与渔民配合;在海上、海岸、内河与城镇设置多层次的纵深防御体系。

  经略辽东,布防山海关。明末后金势力崛起,成为明朝的主要威胁,朝廷以重兵防御,先后多次钦派大员经略辽东,其中不乏有识有为的将领,如袁崇焕与孙承宗等。孙承宗、鹿善继、茅元仪等还在督防辽东的军务繁忙、戎马倥偬之中,研究《孙子兵法》,讨论战法,撰写《车营百八扣》和《车营百八答》等书,以军事学术理论指导国防建设实践。名将袁崇焕在长期镇守辽东的军事实践中,提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的作战方法;实施以和议为掩护、缓敌修守的军事策略;坚持“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击瑕以为用”,且筑且屯,且守且战的积极防卫战法,先后取得了抗击后金的辉煌战果,丰富与发展了孙子的防御作战理论。明代兵家何良臣的《阵纪》、吕坤的《守城秘要》和《城守验方》、钱梅的《城守筹略》和程开祐的《筹辽硕画》等兵书,反映出明代兵家重视研究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特别是城市防御作战的作战指导理论原则问题,对《孙子兵法》均有所继承和发展。但是,由于朝廷政治腐败、用人不当及农民起义武装的冲击,明王朝在辽东边防的防御体系未能抵挡住努尔哈赤的队伍。

  (二)拙速与巧久变通运用的作战指导原则

  明代一些兵家研究《孙子兵法》着眼于创新,能够破除旧的思维框框,大胆提出新的作战指导原则。《孙子兵法·作战篇》有一句名言:“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对此提出异议。在他的《正气堂馀集》卷四《洗海近事》及《正气堂续集》卷四《杂文》有《拙速解》上、下两篇文章专论孙子“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一语的战术思想。上篇作于明隆庆二年(1568年),作者认为战国时期,诸侯纷争,作战惟速,不嫌其拙;而今天下统一,堂堂正正地打仗,十围五攻,应讲究巧而不嫌其迟了。或者拙速,或者巧久,要视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各得其宜。“速而果拙,何贵于速;迟而果巧,何嫌于迟”。在下篇,作者认为《孙子》的拙速论仅适合于战国时期列国相争的历史条件。后世则为“堂堂讨罚,有征无战之兵,必为万全之画”;后世之人为图速成之功,“视三军之命如草芥”,“杀天下后世之人不可胜计”,都是由于孙武子一言“误之”。历代统治阶级用正规军队对付个别武装叛乱和小股农民起义武装,最拿手的办法就是以静制动,让对方充分暴露自己的弱点,如围而不打,攻心为上,待敌自乱、自破,再一举歼灭。所以,俞大猷根据历代统治阶级的用兵经验,对《孙子兵法》“兵闻拙速”的历史结论,作出了自己的评价,而不是一味盲目地重复旧说。他提出的用兵持重、谋定而后战、以收万全之功的作战指导原则,具有理论创新的价值。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普陀岛歼倭之战,俞大猷率舟师以一部佯攻,一部利用夜暗隐蔽接近普陀岛,达成突然全部登陆的作战部署,“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向倭寇发起猛烈攻击;当敌人逃往茶山后,他又适时组织左、右、中、后四路围攻,运用万全之策,全歼逃敌。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守仁平息宁王朱宸濠叛乱作战,一开始并不急于发兵,而是运筹谋略,大张声势,派遣间谍,进行离间,瓦解敌人;然后采取围魏救赵战法,与敌周旋,调动敌人,造成不利于敌而利于己的作战态势,顺利地取得了平叛作战的彻底胜利。这些,都体现了先计后战的作战指导原则。

  

(责任编辑:李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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