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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经首位确立时期——宋元(3)

2015-05-28 14:56:40 《孙子兵法研究史》 于汝波

  (二)注解讲义,多有发明

  宋代人注解《孙子兵法》的十余家中,成就较大者当推梅尧臣,张预,郑友贤,施子美,他们的注解代表了宋代注解《孙子兵法》的水平。现分别简论如下:

  《梅圣俞注孙子》,查《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有梅注484条,数量仅次于张预。其注重视探究《孙子兵法》本义,时能纠谬补遗,语言亦简洁洗炼,颇显诗人遣字用词功力。如《计篇》“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句,曹注“官道”为“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粮路也”,将“官道”分开解释,在“道”前臆增“粮”字,甚为不伦不类。但李筌、杜牧因袭其说。梅注始将“官道”联系起来,注为“裨校首长统率必有道也”,较曹注为佳。《行军篇》“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句,前人多将“众”解为敌人,梅注认为是“先行乎严暴,后畏其众离,训罚不精之极也”,解释为内部管理上的问题,始切本意。其注《九地篇》“投之亡地然后存”句说:“地虽曰亡,力战不亡;地虽曰死,死战不死。故亡者,存之基;死者,存之本也。”言简语粹,甚为精彩。欧阳修对其注释评价甚高,认为当与曹操、杜牧、陈皞“三家并传而后世取其说者往往于吾圣俞多焉”。朱熹则认为其注不及杜牧。据载,天津图书馆藏有明末梅士生刻《梅尧臣注孙子》单行本一册。

  《张预注孙子》,《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有张注530条,是十一家中注释条数最多者。其注集诸家之长,成一家之言,于《孙子兵法》义旨多有发明,博而切要,文字亦好,堪为杜牧之亚。其注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注意研究《孙子兵法》各篇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不单是孤立地注解其某些字、词。如,其《作战篇》解题说:“计算已定,然后完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以作战备,故次《计》。”注意到了《计篇》、《作战篇》之间的内部建构关系。2、对《孙子兵法》一些词、句的训解多有新见。如《军争篇》“朝气锐”句,张预注“朝喻始,昼喻中,暮喻末,非以早晚为辞也”,纠正了杜牧“阳气生于子,成于寅,衰于午,伏于申”的说法。他对将有“五危”的解释,讲清了各条之间互相制约的关系,反对“守一而不知变”,认为“虽勇而不必死,虽怯而不必生,虽刚而不可侮,虽廉而不可辱,虽仁而不可烦”,从而纠正了理解上的片面性和绝对化。3、征引史例贴切精炼。如注“计者,诡道也”句说:“曳柴扬尘,栾枝之谲也;万弩齐发,孙膑之奇也;千牛俱奔,田单之权也;囊沙壅水,淮阴之诈也。此皆用诡制胜也。”与何氏注引史例比起来,显得尤为简炼精切。这当与他熟悉历代将领事迹有关。另外,其注中引录了较多的孙子佚文和诸葛亮、李靖等人的言论,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郑友贤《孙子十注遗说》,此书的突出成就是从哲学的高度考察、阐发《孙子》本旨,把它视如“儒者之《易》”,而不仅仅将其作为一部兵书看待,故常能发诸家之未发。他对“常法”与“变法”的阐发即是如此,提出:“兵法之传有常,而其用之也有变。常者,法也;变者,势也。书者可以尽常之言,而言不能尽变之意。五事七计者,常法之利也;诡道不可先传者,权势之变也。”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对《孙子兵法》中所阐述的一些军事原则做了辩证的分析。如认为:“所谓高陵勿向,背丘勿逆,盖亦有可向、可逆之机;佯北勿从,锐卒勿攻,亦有可从、可攻之利……此兵家常法之外,尚有反复微妙之术,智者不疑而能决,所谓用兵之法妙也。”颇得《孙子兵法》妙谛。其次,《遗说》是在努力融会贯通《孙子兵法》整体思想的基础上阐发其具体观点的,故有高屋建瓴之势,给人以“能识庐山真面目,只因站上最高层”之感。另外,《遗说》关于校勘《孙子兵法》之文的有些意见也值得重视。

  《施氏七书讲义》,此书在我国流传不广,国内一些学者对之评价亦不高。但它在日本却多次刊刻,传播甚广,有的又回传我国。这种状况有引人注意之处。此书初刻于金贞祐壬午年(1222年),是最早为《武经七书》讲解义理的书,每篇篇题下有解题,讲此篇要义;正文采取分段讲解的形式,集字注、句解、段析、章讲于一体,而以阐发义理为主,开武经阐发讲义之先。《讲义》征引大量宋以前史例,以例释义,所选事例大多贴切,能启人意智,从而将《孙子兵法》的一些抽象理论形象化,通俗化。讲解多借鉴《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太白阴经》、《通典》、《张昭兵法》等书的一些观点,亦时有自己的新见。对于前人在同一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分别予以介绍,然后加以评说,表明作者个人的观点,宜于读者比较、鉴别。读者有此一册在手,前人研究之主要成果多有,这亦是此书经久而不废的一个原因。应当指出的是,此书主要的不是写给学者们看的,它更注重对前人成果的总结,着眼于军事上的实际运用,这是孙子兵学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我国的兵学研究历来有重抽象、轻应用的倾向,介于基本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应用性理论研究一直是个薄弱环节,国内一些学者至今仍对此有所轻视。而有些外国人对这一环节的研究却非常重视,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从军事应用学的角度衡量,它应得到更适当的评价。

  在文字校勘方面,《王皙注孙子》值得顺便一提。《郡斋读书志》谓王皙为宋仁宗时人,并称:“皙以古本校正阙误,又为之注。”王注单行本已不可见,其“以古本校正阙误”,在《十家注》中偶有显露,如《作战篇》“近于师者贵卖”句,王注“师”为“市”;《势篇》“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句,王注谓“必”当作“毕”。均与简本《孙子兵法》合。《郡斋读书志》所言当有所据。

  关于《何氏注孙子》,《郡斋读书志》著录为三卷。《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均题为何延锡注。何延锡乃五代时南唐兵马都监,于周世宗显德三年(956年)被赵匡胤率军击杀于涡口(今安徽怀远东北)。若此,何氏应为五代时人,不应在梅尧臣、王皙、张预等诸宋人之后。但《十一家注孙子·行军篇》“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句下有何氏注曰:“梅氏之说得之。”是何氏又在梅尧臣之后,其与南唐的何延锡应为两人。《郡斋读书志》称何氏“未详其名,近代人也”,不取《崇文总目》之说,当有其原因。目前尚难遽断何氏即五代南唐之何延锡。如其确系五代时人,其在诸注家的位置亦不应排在第10位,而应在梅尧臣之前,诸唐人之后。何氏究竟为何人,有待进一步考证。何氏注理论挖掘较少,征引事例繁细。如《军争篇》“锐卒勿攻”句,其注详列陆逊抗击刘备等6例;《九地篇》“投之亡地然后存”句,亦细述韩信背水为阵等多例。其注亦偏重于武人运用,对于普及《孙子兵法》有益。

  

(责任编辑:李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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