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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化若:《十一家注孙子》代序(上)

郭化若:《十一家注孙子》代序(上)

2013-08-29 10:28:31 舰船知识网络版 郭化若

  孙武是我国古代的大军事学家。他所著的孙子,是在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产生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名著。孙子不仅是我国现存的最古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在中外军事学术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几次提到过孙子中的名言,指出:“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
  一九六一年初,我为影印《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写了一篇‘代序》’同时,用作孙子今译单行本的前言,后来又移用到今译新编孙子兵法作为介绍文,其中存在着缺点和错误。由于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得不够,对毛席关于对历史遗产要“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的教导理解得不深,在研究孙子和写代序时,对于孙子所阐述的军事思想和所反映的哲学思想,以及产生这些思想的时代背景和阶级本质,未来深入的必要的探讨,缺乏充分的阶级的历史的分析批判,对孙子作了过高的、不恰当的评价,以致没有分清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军事思想同现代无产阶级军事科学之间的区别,没有分清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同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之间的区别,这是有害于读者的。一九六五年秋虽作过初步检查,但未能及早改版,深为不安。一九六六年开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具有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和目前正在进行的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揭发批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斗争,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也更感到有把错误的“代序”以及孙子今译从速改版的必要。几年来对孙了进行重新研究,在许多同志的指教和帮助下,作了反复修改,力图写一个批判吸收性的前言,作为对孙子的粗浅评介,以改正原‘代序’的错误,并把孙子今译文也作了一些修改,加些注释,一并改版(至于今译新编孙子兵法则征得出版机关同意,停止再版),希望能作为读者阅读这部古代军事著作的一个参考。
  (一)
  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人(生卒年月不详,约和孔丘同时),陈国公子完的后裔。公元前六七二年,陈完因内乱逃奔齐国,受到齐桓以的器重,用他为‘工正’,陈完后改称田完。齐国封建生产关系发生较早,到齐景公时,田氏家族已采用封建剥削方式,同公室争夺劳动人手,民众‘归之如流水’,成为当时齐国新兴封建势力的重要力量。据《新唐书》和《古今姓氏书辨证》记载,田完的后代,孙武的祖先田书,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今山东惠民)。这样的国度、这样的家族,对孙武比较进步的思想的形成是有一定影响的。
  后来,孙武从齐国到了吴国。吴王阖闾夺得政权后,利用当时吴国的有利条件,图强争霸。一九七二年临沂汉墓出土的吴问残简,记载了孙武和吴王关于晋六卿‘孰先亡,孰固成’的问对,孙武认为亩大、税轻者可以‘固成’,得到吴王的赞许,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改革图强的思想。公元前五一二年,孙武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同伍员协理吴王经国治军,积极图谋大举攻楚。吴王接受了伍员、孙武的扰楚、疲楚的计谋,组织三支部队轮番袭扰楚国,‘楚于是乎始病’。经过数年准备,公元前五○六年,孙武和伍员随同吴王率军攻楚,由水路出发,转陆路,争取了蔡、唐两国,通过它们境内,潜行千余里,迂回到楚国东北部,从侧面袭击,五战五胜,以三万人破楚二十万人,攻入楚国国都郢(今湖北江陵北)。史记说:吴王‘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恩格斯说:“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春秋战国之交,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代。由于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推广施肥,兴修水利,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手工业、商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制生产关系已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桎梏。奴隶的反抗、起义和奴隶战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从根本上打击和动摇了奴隶主的统治。这是当时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在奴隶革命造成的形势下,代表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的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进行夺权斗争。同时,战争濒繁,战争规模日益扩大。这些就是产生孙子的社会历史背景;也就是决定孙子思想的社会存在。孙子的作者,顺应历史潮流,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用当时比较进步的观点和方法,总结当时和以前的战争经验,继承和发展前人的军事理论,创立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学说。孙子具有比较丰富的战争思想,提高了许多杰出的命题,在某些方面反映了一般战争的客观规律,成为古代军事学术史上一颗明珠。它之所以能流传两千余年,受到广泛的重视,决不是偶然的。
  (二)
  一定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从属于一定的阶级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并成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孙子的军事思想从属于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并成为它的组成部分。它关于战争问题和军队问题的论述,就反映了地主阶级在新兴时期政治上的需要。
  关于战争问题,孙子一开头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把战争看作关系军民生死、国家存亡的大事而加以认真研究,并且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它又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主张对敌对国家可能的进攻,必须做好准备。这些论述,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重视战争、对战争抱慎重态度和要求有备无患的思想。
  孙子着重论述了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提出要“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在,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接着又说:“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这七个问题,从前注家把它叫做“七计”。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孙子把“道”放在“五事”的首位,从“主孰有道”看作“七计”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把“道“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那么“道”的含义是什么呢?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这表明“道”的含义是属于政治范畴的。它又指出:“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修明政治,确保法制,就能掌握胜败的决定权。这又表明孙子的‘道’是体现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政治。把政治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这是孙子的重要贡献。当然,孙子的“道”,其目的是要‘民’——农奴、奴隶和平民,服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去为推翻奴隶主统治和扩大地主阶级势力拚死作战而不怕危险。在反对奴隶主统治这一点上,‘民’和新兴地主阶级有共同要求;而用封建制去反对并代替奴隶制的革命斗争,则是适应历史发展趋势的。
  孙子除了把“道”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外,还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其它基本因素,对天、地、将、法分别作了阐述,认为要取得战争胜利,还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力量(包括军事力量),有利的天时、地利等客观条件,平时严明的管理和训练,战时正确的军事指挥等。这些也是孙子对战争问题的可贵见解。
  关于军队问题,新兴地主阶级为了推翻奴隶主统治并取而代之,需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建立新的军队,孙子关于军队问题的思想,是反映这一需求的。它在对将帅和对治军两方面的论述中,提出了不少新的主张。
  孙子很重视和强调将的地位和作用,把具备“智、信、仁、勇、严”五个条件的将,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五事”之一,把“将孰有能”列入“七计”之中。孙子对专职的将提出许多要求,主要是:要“知彼知己”、“知天知地”,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要有“知诸侯之谋”的政治头脑;要有勇有谋,要有能“示形”、“任势”、“料敌制胜”、“通于九变”的指挥才能;要有“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决断能力;要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负责精神;对士卒管教要严格,赏罚要严明,要能“令素行以教其民”,要能“与众相得”,使士卒“亲附”等等。孙子认为,只有这样的将帅,才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国之辅也”、“国之宝也”。当然孙子这里所说的“国”,是指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所说的“智、信、仁、勇、严”,也是新兴地主阶级选将的标准或要求。
  孙子关于治军的论述,概括地说,就是用文武兼施、刑赏并重的原则治理军队。孙子在战争中“令民与上同意”的要求,反映在治军中就是“上下同欲”。它说“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这“文”,就是怀柔和重赏,使士卒亲附;这“武”,就是强迫和严刑,使士卒畏服。孙子提出“视卒若爱子”,目的是要使他们去拚死作战;对俘虏提出“卒善而养之”,目的是为了战胜敌人而更加壮大自己。孙子的这些治军原则和方法,是当时社会上地主阶级同农奴、奴隶及其他贫项劳动者的阶级关系在治军思想上的反映,这同奴隶主阶级军队中将帅对士卒极端野蛮、残酷的统治相比,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在军队内部存在着阶级对立的条件下,所谓“爱卒”、“善俘”,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或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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