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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满红:从货币图案透析中华传统货币文化(2)

2018-03-20 16:39:15 中国社会科学网 林满红

中国传统货币偶有图像未及领袖头像

传统中国的货币图案,就最长期使用的铜钱而言,或表重量,或表年号,或表铸局,均为文字描述。唐代的铜钱,有时加入月亮、云朵、飞鸟的图纹,系受中亚影响,是为例外。[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184─185页。]契丹及辽朝的铜币上有龙和月亮、星星,[契丹文“大德兴国”铜钱,参见裴元博、陈传江《契丹文珍稀钱币考释图说》,北京:安徽美术出版社2011版,第88页。]也是例外。银锭上的铸造地点、铸造银号、铸造银匠、铸造年代,也都以文字表达。元明两代纸币上面除了用文字标示面额、名称外,有较多文字说明禁止制造伪钞。元明两代纸币也逐渐出现图案。元代纸币边框有蔓肥叶硕果纹饰,明代纸币边框有龙的纹饰。[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台湾永丰金控展览小组:《汇通天下——从钱庄到现代银行》,台北:永丰银行2012年版,第76─77页。]

从顺治年间钞贯停发以后,清政府有180多年未发行纸币。咸丰时期为了筹措战费镇压平定太平天国动乱,由户部于1853年开始发行官票,票面写“户部官票”,另外又发行大清宝钞。[张翰中:《战后初期台湾货币改革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国立”成功大学,2008年,第15页。]明代的龙形图案延续用于清代的户部官票及大清宝钞。户部官票,又称银票,以银两为单位。官票用高丽纸印刷,实际发行时有1两、3两、5两、10两和50两多种。大清宝钞,以制钱为单位,又称钱票、钱钞。票面额初分为250文、500文、1000文、1500文、2000文几种。官票大小与宝钞相近,四周的上方及左右作龙纹,下方作波浪纹。[戴建兵、陈晓荣:《中国纸币史话》,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1─33页。]

“龙”的图案出现在户部官票、大清宝钞之后,“龙”相当于是官方专有的权威象征,但1897年5月27日,由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盛宣怀奏请设立的“中国通商银行”(由官方持股成立的中国第一家现代民间银行)于1898年开始发行银两票,该银两票上有双龙戏珠图案。但双龙戏珠图案出现在有签发使用时间的民间钱庄、票号纸币之上,则开始于1906年。[张敦智:《清代民间纸币编排设计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国立”云林科技大学设计学研究所,2013年,第122—123页。]清代出现的民间纸币,其上常有执照、信票、兑票、支票等以文字表示的名称。在纸币边框的部分,最常出现的图案有古文、回形纹、云形花纹、直线、明(暗)八仙、古代人物、岁寒植物、琴棋书画及祥禽瑞兽等9种。[张敦智:《清代民间纸币编排设计之研究》,第56页。] 加上唐代、辽朝的铜钱出现了月、云等自然景象图案,中国传统货币在以文字为主的图案之外,也包含一些图像,但一直没有如希腊罗马体系货币般出现国家领袖头像。

年号的国家意象不如领袖头像

六朝以前,中国都以重量作为铜钱名称,如秦半两钱(即12铢,因1两为24铢)。自汉以后,吕后时改为8铢,文帝时改为4铢,武帝时改为5铢。[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67─92页。]自六朝以后,逐渐以铸币当时的皇帝年号加于重量名称之上,如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到了唐代,将铜钱改称为通宝,再冠以年号,如开元通宝。通宝之名,历代亦称泉宝、重宝、元宝等。[青岛博物馆“货币部分”,2013年7月18日参访纪录。]

在中国传统货币图案上,以文字表达的统治者年号可以具有国家意象。以清朝征服新疆、西藏以后的情况为例,可看出铸有年号的中国货币被用来宣示有效统治范围。魏源《圣武记·军储篇》指出:“自乾隆平定新疆、西藏后,命于天山南北路各城设局鼓铸普尔钱,文曰乾隆通宝。皆镌地名用国书回字矣。又命驻藏大臣监造大小银钱,面文乾隆宝藏汉字,背用唐古特字,并于边廓铸造年分。”[[清]魏源:《圣武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02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版,第42页a。]1759年清政府统一新疆后的第二年,即在南疆回收改铸准噶尔普尔钱为新钱。“普尔”的当地语义为“钱”,新钱配合当地习俗,每枚重2钱,且用提净红铜制成,故新铸钱币色泽红润,习惯称之为“红钱”。该钱一面铸“乾隆通宝”汉字,一面铸满文及回文(即察合台文)。红钱仅流通于天山南路,天山北路(即北疆地区)则统一使用内地所制铜钱。当乾隆皇帝看到南疆所铸“乾隆通宝”钱币后,曾赋诗一首,诗句中有:“天佑西师蒇大功,劳徕泉府贵流通。形犹腾格因其俗,宝铸乾隆奉此同。”[王永生:《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第220─225页。此书第227页亦指出,乾隆年间“每一普尔,值银一分。初以五十普尔为一腾格,后定以百普尔为一腾格,值银一两”。]有着乾隆年号的钱流通到新疆、西藏,表示国家的统治力量达到这些地区。但新疆、西藏仍局部沿承希腊罗马货币文化,准噶尔普尔钱采用源自西方的打压法制造,红钱则是采用源自中国内地的范铸技术。1840年左右西藏地方铸八思巴文——章噶币(1章噶合银7.5两),由手工打造币文为“司徒格贝扎呀”。应该是康区司徒家族所造。[中国金融学会等编:《中国金融珍贵文物档案大典(西藏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西藏因为不产铜,又受印度的东印度公司影响而铸造银币。银圆中央没有方孔,而有一个方框图形,取代方孔,[谭彼岸:《中国近代货币的变动》(原载《中山大学学报》(台北)1957年第3期),收于存萃学社编:《中国近三百年社会经济史论集》,香港:崇文书店1979年版,第208页;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785页。]其背用唐古特字,并于边廓铸造年分,呈现了希腊罗马货币文化。

就中国内地来说,对于表达帝王年号的文字,传统中国大多数不识字的庶民能否辨识?鸦片战争前后在白银短缺时建议发行纸币的王瑬,想在纸币上印刷晚明生员朱用纯编撰的《朱柏庐治家格言》。[林满红:《银线》,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版,第146—147页。另可参见张敦智《清代民间纸币编排设计之研究》,第177页。]在许楣对王瑬的同时代批评中,许注意到钱庄发行的纸币上原印有《朱柏庐治家格言》,但拿这些文字问北京的车夫,他们都不能辨识,甚有连纸币上的钱铺名号都无法辨识的。论曰:“吾游京师。见钱票,多有取《陋室铭》、《朱柏庐家训》作细楷,刻印其上者。尝试举以问车夫,则皆憆不知何语,至有并钱铺之名号不识者,乌在其识字也。”[[清]许楣:《钞币论》,道光二十六年(1847)古籍海昌许氏古均阁刊本,第19页b。]

根据清末海关估计,在1880年前后的沿江沿海地区,学龄以上男性大约只有一半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20世纪30年代卜凯(John L.Buck)针对农村的大规模调查发现,7岁以上男性约有45%受过某种形式的教育,其中约有30%识字;7岁以上女性约有2%受过某种形式的教育,其中约有50%识字。[ Evelyn S. Rawski,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pp.6─18.]可见传统中国约85%以上男性与99%女性无法辨读钱币上以文字表达的帝王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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