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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本土实践经验对中国管理学的理论建构

2017-04-24 16:55:53 《管理学报》(武汉)2016年第10期 张树旺 李伟 郭璨 刘素菊 晁罡

     作者简介:张树旺(通讯作者)(1976-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领导学及其中国化、中国本土管理学;李伟,郭璨,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刘素菊,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商贸学院;晁罡,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广州 510641)。

  《管理学报》于2016年第7期和第8期相继刊发了张静等[1]的《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的演进与展望——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的发展范例与社群构建》(以下简称张文),以及蔡玉麟[2]的《也谈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和管理理论创新——向张静、罗文豪、宋继文、黄丹英请教》(以下简称蔡文)两篇论文。前者对IACMR的发展历程和关注主题演变进行了梳理。后者对张文所论IACMR发展历程及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进程中隐含的问题进行了评论,并依此向学界同仁发出“有没有管理理论创新的德鲁克之路”的震撼之问。鉴于此,笔者拟从管理学的实践与经验的哲学基础角度就中国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范式选择、与主流管理学的关系角度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前述两篇论文作者。

  1 “管理学在中国”学术主旨活动的发展历程回顾

  相对于IACMR成立18年来的“引入实证研究”、“强化情境研究”、“回归科学精神”3个阶段的发展思路,《管理学报》自2004年发起“管理学在中国”学术活动以来,凭借“管理学在中国”栏目和中国·实践·管理等系列会议,对直接面向中国管理实践的管理研究[3]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从中国的管理学理论建构从破题之时的主题迷惑,学术不自信,概念界定难走向了绝大部分参与讨论者认同中国的管理学的存在;从理论否定阶段进入到理论肯定阶段;从概念界定、技术路线的讨论到进行哲学基础的讨论境地中来。纵观这一脚踏实地,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富有效率的学术活动,其发展路径和主题设定大致有以下具体分期。

  1.1 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剖析阶段(2004-2006年)

  《管理学报》的“管理学在中国”栏目对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如和谐管理理论[3]、东方管理[4]、和合管理理论[5]、中国式管理[6])的理论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同中国本土情境的关系、发展态势、学术界评价进行了全面推介与系统分析。通过对这些“非主流”管理理论的讨论,促使管理学界认识到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主流管理学实证主义、科学主义、还原主义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也存在着重大缺陷,是造成管理学在中国发展中实用性与严谨性失衡的主要原因。管理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应该破除此类研究范式的迷信[7,8]。此外,这一阶段对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研究案例进行了系统的总结,用其研究方法的成败反观主流研究方法的成败,成功地吸引了管理学者的研究热情,形成了中国管理学者讨论管理学发展方向的气候,激起了理论建构的探索热情。

  1.2 管理与文化的关系讨论阶段(2007-2009年)

  创刊伊始,《管理学报》在创刊词中便提出努力营建中国管理文化的倡议。2004年以来,该刊所刊发的数个有中国特色管理的理论均是以管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生的理论,故讨论热点很自然地转移到管理与文化的关系上[9-10]。这一阶段的共识大抵有:“文化不仅对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而且对管理理论来说更是建构地方性管理知识体系的基点。[9]”

  但是在管理与文化讨论中出现一个重大歧路。由于有学者批判西方主流管理学研究范式过于激烈,引起不少学者担心管理学研究中的文化因素研究成为只能遵守不能质疑的意识形态,引发了管理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的讨论[11-12]。由此,这一阶段形成的讨论共识,即中国文化资源因素是中国管理学建构中不可缺少的元素,虽然中国文化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绝不是意识形态。

  1.3 两种中国管理学理论建构的技术路线讨论阶段(2010-2012年)

  在管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中,文化被定义为特殊性的知识因而引发了管理学中地方性知识的讨论[13],这便由地方性知识的讨论自然而然地转到本土性管理学理论的讨论。学者们对中国本土管理学理论所涉及的理念定义、目的、方法、发展方向、研究范式设计、同西方主流理论的关系、同中国情境的关系、研究群体的心态与价值观、评价指挥棒与学术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讨论[14~16]。“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理论建构倡议最初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会议纪要中提出。2010年由数10位管理学学者再次发起,引起了管理学实践属性的学术热议。讨论的范围包括:管理学实践的问题缘起、学术背景、内涵;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的路径、研究主体与评价主体;中国管理实践研究与外国管理实践研究的关系等[17-19]。这两次事关中国管理学理论建构的核心技术问题的探讨,使“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群体系统地认识中国管理学理论建构问题的背景、发展历程、学界基本观点及已有积累,虽然还是“术”的层面上讨论,但却对于夯实理论建构的技术基础,攻克技术层面背后的哲学难题提供了阶段性成果。

  1.4 中国管理学建构的哲学基础讨论阶段(2013-至今)

  郭重庆[20]对于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提出了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命题。“至于如何‘接着讲’,可援引类似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关于中国哲学‘接着讲’的路径,即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西方管理学讲;接着中国管理实践讲”。纵观上述“管理学在中国”3个主题发展阶段,确实有“接着西方管理学讲、接着中国管理实践讲”,唯独“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虽多有涉及,但却未深入根本。

  李平[21]曾于2013年发起了一场有关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讨论。这场讨论开启了中国本土管理学理论的哲学基础的讨论,至今未艾[21~23]。讨论中最应该值得学界注意的是黄光国等[24]关于本土心理学理论建构过程的介绍,对于本土管理学理论的建构有着直接借鉴意义。黄光国等[24]指出:“哲学其实就是中国人讲的‘道’,任何一个学术运动,如果它的哲学被找出来了,就会突飞猛进的发展。过去本土心理学在台湾还只是摸索,可是在找到它的哲学基础之后,发展就会很顺利。”

  纵观以上4个阶段,从学术现象的分析到学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讨论,进而全面讨论理论建构的技术路线,最后落脚到学科建设的哲学基础,由浅及深,思路清晰,体现了学术活动主持者对学科发展的深刻理解和确实运作。然而,在哲学基础的讨论上,李平[21]提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必须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传统哲学之中。”他主张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要素来建构中国本土管理学(如用道、阴阳、悟等),激起了不少学者的反对[23],认为这是理论对理论的建构之路,是学者圈内的智力游戏,无关实践。如果这条理论建构之路行不通,那么中国本土管理学理论建构之路究竟是什么?那便是德鲁克之路,即管理实践研究创生管理理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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