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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文化的特性与前途

2016-03-16 15:55:54 人民网-人民日报 滕文生

  儒学文化产生于中国,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源泉。它很早就传播到东亚和亚洲其他地区,后来又传播到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成为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源流。以儒学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为亚洲文明也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那么,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儒学是会走向衰落还是会走向新的发展呢?这是很多人都在关注和思考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分析。

  关于儒学文化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的贡献

  儒学文化早在公元前后的三四百年间,就由中国传到了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北部地区,逐渐形成了东亚儒学文化圈。正如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在《东亚世界的形成》一文中所说的:“东亚世界是以中国文明的发生和发展为基础而形成的,随着中国文明的开发,在那里形成以中国文明为核心而自我完成的文化圈。”在后来的千百年间,儒学在世界文明发展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里,可以通过明末清初中国与欧洲思想文化交流的情况看一看儒学文化对世界文明进步所作出的贡献。

  中国的明末清初是指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的两百年间。此时的欧洲已经历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进入了向资本主义社会前进的历史时期。承担这次中欧思想文化交流任务的主要力量,是双方特别是欧洲的宗教人士、商人、学者,还有一些官员、使节。他们既向中国人介绍和传播“西学”,又向欧洲人介绍“中学”。所谓“中学”,就是包括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和风物民情等方面的知识与学问。在介绍和传播“中学”中,他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是:首先,将中国的历史文化典籍译成拉丁文等文本,在欧洲出版发行。例如,他们相继译成拉丁文本的中国历史文化典籍有《书经》《诗经》《易经》《大学》《中庸》《论语》《老子》等。其次,将他们所了解的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情况用拉丁文等写成各种着作,在欧洲出版发行。据有人不完全统计,从1687年至1773年的近百年中,来华的耶稣会士用拉丁文等写了252种与中国有关的着作。第三,相继写了大量介绍中国情况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和现实认识的报告、材料等,呈送给罗马教廷和欧洲有关国家的当政者以及有关学者等。第四,介绍或直接带领中国的一些官员、教徒、学者和学生前往欧洲进行考察与学习。总起来看,在中国明末清初进行的中欧思想文化交流对中国和欧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欧洲来说,随着“中学”西传,出现了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整整一个世纪的“中国热”。这一文化现象,不仅表现在欧洲人对中国物质产品的钦慕和追求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他们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学习和借鉴上。

  这里可以谈一谈欧洲的一些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认识与评价。莱布尼茨在研究中国的思想文化并将其与欧洲的思想文化加以比较后认为:“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给我们一大觉醒。”伏尔泰是当时研究、了解和谈论中国最多的一位欧洲启蒙思想家,他论及中国的着作将近80种、信件200余封。他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格言奉为座右铭。重农学派的创始者魁奈也非常重视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他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仰慕对象,而是一个可以仿效的典范”。因此,伏尔泰、魁奈曾被人称为“欧洲的孔子”。对于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在欧洲出现的“中国热”,法国学者莫里斯·罗班曾作过这样的描述:“在启蒙时代的西方,中国简直是无所不在。”

  关于儒学文化的本质特性

  在当今世界,儒学的思想价值可以用来为实现各国各地区共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促进和改善全球治理服务。这是由儒学所具有的本质特性决定的。儒学在中国产生以后,不仅存在和发展于中国,而且传播到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一直传承和延续到今天。儒学具有持久不衰的生机与活力,有着不断进步的发展前途,也是由它所具有的本质特性决定的。那么,儒学具有哪些本质特性呢?最主要的是四个方面:开放包容,实事求是,经世致用,与时俱进。

  儒学具有开放包容的特性,所以它对别的学说能够兼收并蓄、海纳百川,能够在共存之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也就能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当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产生之时,与它同时并立的还有老子所代表的道家思想、墨子所代表的墨家思想等等。正是由于虚心向道家、墨家等学说学习,认真从中吸取思想营养,儒家思想才成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首屈一指的“显学”。当它传播到东亚其他地区时,又能与当地的思想文化相融合,促进了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当佛学传入中国后,儒学不仅与之共存,而且将其引为自己的借鉴取长对象。这些都体现了儒学开放包容的特性,以及由此具备的生生不息的发展活力。

  儒学具有实事求是的特性,所以它要求人们“惟是以求、知错即纠”,而不能“知错不改、文过饰非”。实事求是出自中国史籍《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刘德是一个具有儒学思想的人,《汉书》说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中国儒学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是一以贯之的,是中国历代儒学学者所追求和坚持的。这里举一个例子。东汉着名儒学思想家王充的《论衡》一书有《问孔》《刺孟》两篇文章。文中认为,即使对孔子、孟子这样的圣贤和儒家学说创始人,如果发现他们思想中有疏失有错误,也应加以“问难”,以纠“非”而明“是”。他说:“夫圣贤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猝吐言,安能皆是?”像王充这样敢于指出和纠正前辈儒学思想家着述与言行中错误的学者,在古往今来的中国儒学界所在多有。这说明,求实、求真、求是是儒学文化所具有的重要特性。

  儒学具有经世致用的特性,所以它要求人们做到“知行合一、躬行为务”。所谓经世致用,就是要坚持将儒学的道德要求和思想主张应用于个人的修养和国家、社会的治理,也就是儒学大家们坚持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实干兴邦”。在中国西汉时期,着名儒学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为汉武帝所采纳。实行这一方针的目的和实质,就是要把积极进取、致用为上的儒家学说确立为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正是由于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充分发挥了治国理政、开物成务的实践功能,才不仅成就了它对中国文明发展不断作出重大贡献,而且保证了它不断从社会实践中吸取养分,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也是儒学能够长久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一个法宝。

  儒学具有与时俱进的特性,所以它能够“因时达变、推陈出新”。主张惟陈言之务去、弃旧而图新,反对蹈常袭故、陈陈相因,是中国历代儒学学者和儒学工作者为学与治世的共同追求。儒学产生以后的两千多年间,经历过多次大的自我更新与演进。先是从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演进为两汉时期的经学;后来又经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儒释道三学并立与交融互鉴,演进为宋明时期的理学;随后又经过总结和吸取理学过于空疏的教训,演进为清朝时期的实学。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对传统儒学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改造,弘扬和发展儒学所蕴含的思想精华,使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正是由于中国历代儒学学者、儒学工作者和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政治家,不断根据时代条件、历史使命和社会实践发展变化的需要,适时推动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才保证了儒学与不断前进的社会实践同在,与长流不息的文明之河共进。

  总之,儒学所具有的这些本质特性是十分宝贵的,是儒学的精髓所在。它们赋予儒学长久不衰的生机与活力,引领和推动着儒学不断为历史前进和社会发展进步贡献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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