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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商:面对历史的拐点

2015-12-11 13:17:56 《企业管理》 张华强

  秦商在历史上曾列中国十大商帮前茅,善与其他商帮携手同行,常以正直的形象出现,但却先于其他商帮而退出历史舞台,令人扼腕。个中缘由,颇为纷繁。从群体性格上分析,正直秦商在历史的拐点面前“悍勇有余而灵活性不足,厚道有余而不够精明,沉稳过度而创造性不足”,缺乏正当地进取。

  正直传统

  秦商发迹于秦地,八百里秦川在封建社会长期作为中华政治文化的中心,经济往来也辐射“天下”。在交通、通讯比较落后的年代,政治智慧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在商业往来中也是如此。无论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有多大,但对正直人品的认可当是共同的,从黄土地走出来的秦商尤其重视这一点。他们在物畅其流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使自己的正直传统惠及天下,反过来也促进了自身的崛起。在秦商活跃的数百年间,在一代又一代秦商身上所体现的正直传统有以下几个特点。

  在商品买卖中以诚信为本。秦商来自“天子脚下”,注重长线远鹤,功在持久,当然要讲究诚信。史料记载,三原商人梁选橡业贾淮扬时,守支盐场历来有制,“按资次支给”。有险狡之徒通过贿赂上下而超越原定顺序率先支盐,因其获利寻常以倍,名曰“超掣”。梁选橡不肯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一时乡人争先为超掣,咸来邀公,公不可,曰‘善贾者不获近利,善保者不身尝法,以若所为利即厚孰于资斧,吾何必舍吾自然而图未必然。且盐与它贾异名,虽两交而实关三尺,吾谨守之,视若曹之败也’。未几,首事险狡以乱制服法,公乃始大策。”基于这种认识,秦商诚实守信,恪守贾道,素有的“诚信”为本,礼义为纲的美德,代代相传,多有“人硬、货硬、脾气硬”的“三硬商人”,在各地留下了较好的口碑。陕西富平汉代以来有一个小镇,做生意一言九鼎,不言二价,故曰“直镇”。

  在商业交往中坦诚率真。秦商来自黄土高坡,大多保留着农家子弟的淳朴品质。他们久羁异地,客地淹留,寄人篱下,处在乡土保护主义盛行的环境下,常常会受到本地商人的排挤,“外来燕子独脚伙,本地麻雀帮手多,”惹翻了当地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麻烦。为此秦商必须通过各种手段树立良好的商业形象,博得淹留地人们的心理认同和欢愉,努力为自己营造一个较好的营业氛围。“示弱”是他们常常采用的一个策略。近代一位四川学者对明清时代远涉湖广的秦商的评价是“一大二土”,“一大”是说秦商的资本雄厚,生意规模大;“土”则是秦商的外在形象:他们总是棉布衣、瓜皮帽的行头,在穿戴装扮和生活方面要求并不高。这种传统的“土气”或许更容易入乡随俗,更便于与本地人做生意。一方面,他们在与人交往中绝无霸气,平等互利;另一方面又很豪爽,“骏马快刀英雄胆,干肉水囊老羊皮”,耿直磊落。同时,他们胸怀坦荡,博采众长,兼容并蓄,使得贸易中的摩擦大为减少。

  在经商旅程中坚韧不拔。秦商多贩卖商,“陕人之富于涉远性经营商业,不辞艰险,亦所罕见”,然而行商最苦,异地求财,客地经商,困难和艰辛自不在话下,不仅要战胜各种恶劣的自然条件,有时还要和来抢劫的盗匪生死相搏,秦商也就形成了忘死轻生的强悍性格。不辞劳苦,奋志经营的创业精神和恪守本职,坚韧不拔的敬业精神是陕商取得成功的根本所在;不畏艰险,闯荡天涯的开拓精神是秦商数百年驰骋四方的秘笈。两者的结合使得陕西商人能够迅速适应西部贸易的恶劣环境,在别人视为畏途的贸易环境中展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寸草不生、飞沙走石的千里戈壁尚且有秦商的袅袅炊烟,整个西部高山巨川,黄尘漫天,当然不能阻挡秦商经商致富的脚步。他们上入甘,下进川,往来于边塞、江淮等地,涉远行贾,贩贱鬻贵,为家乡挣得财高北斗。

  在商情变化中沉稳不惊。秦商的上诉三个特点决定了他们能够在商情变化中冷静对待,沉稳不惊。周秦汉唐余韵陶冶出秦商儒雅的性情,他们可以在闲暇时游历大江南北,泛舟中流,酣酒长歌,浪迹江湖。秦商的吃苦耐劳不是铤而走险,而是坚信自己的诚实经营一定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首先,其经营活动得到了朝廷的许可或者授权,有的具有一定的官吏背景,可望得到官衙的保护。其次,经营的物品大多关系到国计民生,与老百姓的生活贴得很近,只要货真价实,总可以找到销路。明朝时,政府每年发放盐引于陕西各边城,以换取军粮。三原、泾阳商人运粮到边镇换盐,在经营盐业之余,兼营布业、茶叶、毛皮、水烟、药材、及“西口”毛制品,这些都是官民两便的。再次,他们善于利用本土资源和地域优势,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把地域优势转化成效益优势,创造了泾阳茶砖、三原大布等一批走俏全国的名牌产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正当进取多有不足

  秦商具有这么多优秀的历史沉淀,为什么近代以来却归于沉寂?其中当然有许多外在的客观原因,例如西方资本主义的打压、清末陕西战乱频仍、海洋运输的发达等等。究其内因,除了封建商帮的保守性之外,也与秦商正直传统的两面性有关。正直的另一面就是迂腐,主要的表现就是在历史的拐点面前错失良机,正当进取多有不足。

  秦商曾经雄撼四野,在抓住历史机遇方面也有过骄人的辉煌。春秋战国时期,陕西商人抓住诸侯对贸易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机遇,以商求富,迅速发展;隋唐时期,陕西商人抓住政府实行开明政治,对外开放的政策机遇,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的便利条件,形成了大发展的第二次浪潮;明清时期,秦商抓住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随军贸易”的政策机遇,乘势而兴,对我国西部经济在明清时代的初步开发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不过这里所谓的抓住历史机遇都是在条件相对成熟之后的顺势而为,那时候的社会生活节奏相对平稳,秦商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进行酝酿和准备。当社会生活节奏加快时,所谓的抓住历史机遇就并非可以等闲视之了,秦商还像过去那样稳扎稳打,就暴露出自己的“软肋”。

  在历史拐点出现时依循正统观念,缺少在商言商的正当诉求。正统观念往往是与官吏的权势联系在一起的,是当时的权贵把持的主流价值观。秦商痛恨贪得无厌的官吏,但为了获得必要的信息或者庇护,又不得不与官吏们打交道,有的则趋炎附势,甘为附庸。明朝文人执政,主流尚文而不举实,秦商有人在取得一定成功之后便成为风流文人,游离于戴发修行与文人之间,有人则喜欢结交佛门僧人,商人角色模糊。当历史处于变革的关口时,他们往往摆脱不了这些“正统”观念的束缚,反应迟钝,有的还把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视为自己的仇敌。三原县商人孙豹人,当李自成的起义部队逼近三原时,还认为那是流寇进犯,不惜代价组织武装反抗,导致自己的实力受挫。其实,商人应当在商言商,否则角色的转移就是商人角色的终止。我们虽然不能要求秦商能够像政治家那样,迅速站在新兴的利益集团一边,但是至少应当为他们缺少对商业利益的正当诉求,不能巩固已有的商业阵地而感到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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