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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政院审理庙产纠纷评析

——以《平政院裁决录存》为依据的考察

2016-11-30 19:38:16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袁春兰 陈绍鹏

  一、庙产兴学——庙产纠纷的缘起考察

  传统中国社会里寺庙普遍存在,一般寺庙均有一定庙产,所谓庙产是指属于寺庙的一切财产,包括寺田、寺塔房舍及附属的法物等。但传统中国社会的法律对于庙产问题却未有完备的法律规制,尤其是对庙产归属于公还是归属于私的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加之佛教思想与传统儒家文化之间的价值冲突,一旦出现社会危机和政局动荡,寺庙便会首当其冲遭受类似于“三武灭佛”式的灾难。

  受甲午战争战败的刺激,晚清洋务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认识到,必须要兴办教育事业以富国强兵,然而数目庞大的办学经费是当时极度匮乏的晚清财政所无法承受的,1898年4月他作《劝学篇》上书清廷,在《设学第三》中他建议把佛道寺观改为办学之处,利用庙产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以发展教育事业,他建议:

  “一县可以善堂之地、赛会演戏之款改为之,一族可以祠堂之费改为之。然数亦有限,奈何? 曰: 可以佛道寺观改为之。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余区,大县数十,小县十余,皆有田产,其物业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大率每一县之寺观取什之七以改学堂,留什之三以处僧道,其改为学堂之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计其田产所值,奏明朝廷旌奖,僧道不愿奖者,移奖其亲族以官职。如此则万学可一朝而起也。以此为基,然后劝绅富捐赀以增广之”。

  在此之前,晚清著名学者、维新派代表人物陈炽在其所著《庸书》中更直白的论述道“各省丛林、道院,藏污纳垢,坐拥厚资,徒为济恶之具。有犯案者,宜将田宅一律查封,改为学校。僧道还俗,愿人学者亦听之。一转移问,而正学兴,异端绌,宏治化,毓贤才”。然而,因并未引起重视,他的观点少有人赞同。

  维新变法期间,康有为为实施变法,改革教育事业,于1898年6月上书给光绪帝《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认为“查中国民俗惑于鬼神,淫祠遍于天下。以臣广东论之,乡必有数庙,庙必有公产。若改诸庙为学堂,以公产为公费……则人人知学、学堂遍地”。他建议将庙产改作学堂,光绪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发布上谕要求“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其地方自行捐办之义学社学等,亦一律中西兼习,以广造就,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以节靡费而隆教育”。在上谕中,改用“不在祭祀典者”的称呼取代“淫祠”这种带有歧视性的词语,使该政策更具有可行性。戊戌变法仅仅维持103天,便因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而告终,康有为的庙产兴学建议未能得以有效实施。

  戊戌政变以后,清廷宣布戊戌变法期间的政策,包括庙产兴学政策全数废除,并下令保护佛教产业。1900年庚子事变以后,为挽救统治危机,清廷宣布施行“新政”,兴办教育事业,此时教育经费仍是极大难题,戊戌变法期间的庙产兴学政策不得不恢复执行,清廷宣布为开学校“可借公所寺观等处为之”。大批寺庙被政府提充作办学之用,地方劣绅也借此机会侵占庙产,由于清政府并没有建立相应的救济制度,各寺庙对所受损害无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因此出现了不少寺庙暴力反抗庙产办学的现象,庙产问题演化为严重的社会事件。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随后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指出“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人民有陈诉于行政官署之权”、“人民对于官吏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有陈诉于平政院之权”[1],依据这一精神,平政院于1914年在北京成立,开始受理行政诉讼案件,内设行政审判庭和肃政厅,分别审理行政诉讼案件和纠弹官员不法行为。这“对清末以来持续激化的庙产问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使得庙产问题迅速复杂化,另一方面又使政府解决旷日持久的庙产问题成为可能”。庙产纠纷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各寺庙不仅将因庙产办学产生的纠纷,甚至将庙产管理和寺庙人事变动产生的纠纷也诉讼于平政院。笔者依据黄源盛先生收集整理的《平政院裁决录存》统计,发现在平政院存续的1914年至1928年间,平政院共计审理19件庙产纠纷案件,下文将通过对这些庙产纠纷案件的分析,探究平政院如何审理这些庙产纠纷,并藉此考察这些庙产纠纷产生的原因。

  二、平政院审理庙产纠纷的类型

  根据《平政院裁决录存》统计,1914至1928年,平政院共计审理有关庙产的纠纷案件合计19件。[2]这些案件主要包括庙产管理纠纷、庙产办学纠纷和寺庵人事纠纷三类,其中庙产管理纠纷6件,庙产办学纠纷8件,寺庵人事纠纷5件。从判决的结果来看,维持原处分者的11个,约占所有案件的58%,取消原处分者4个,约占21%,变更原处分者4个,约占21%,维持原处分者与改变原处分者(包括取消和更改)大致相当,从这一层面看,其判决“似乎难以推断平政院有明显偏询行政官署立场之一方,大总统亦尚能尊重裁决的结果,谓其毫无绩效,并不公允”。

  庙产纠纷具有复杂性,在审理庙产纠纷案件中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保障审判的有序高效,整理当事人双方的争点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通过对平政院审理的19件关于庙产纠纷案件的分析,可以看出平政院在审理时针对不同类型的案件,运用了不同的审判技术,集中解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问题,这些关键问题的解决为平政院裁决提供了直接依据。

  (一)庙产管理纠纷

  佛教的寺庙化促使寺庙以团体形式进行各项“出世”活动,1912年中华佛教总会的成立更是直接导致了大批现代宗教社团的出现,由此也产生了许多了关于庙产管理的争端,根据《修正寺庙管理条例》第十条载:“寺庙财产由住持管理之,寺庙财产不得抵押或处分之,但为充公益事项必要之需用,禀经该管地方官核准者,不在此限。”第二十条载:“凡寺庙住持违背管理之义务者,由该管地方官申诫或撤退之”,对于寺庙主持未能尽合理管理义务的,行政官署可以作出行政处分,由于公权力介入庙产的管理活动,使得关于庙产管理的争端被纳入到行政诉讼的范围。如何判断寺庙住持尽到合理的管理义务,则是审理关于寺庙管理纠纷的关键。

  平政院判定寺庙是否尽到合理管理义务,主要是通过考察寺僧有无违背清规情形及通过违法管理行为来获取个人私利。例如“山东福山县尼僧正慧因绅民刘子琇逐尼霸产诉山东省公署案”[3],平政院认为该案之关键不在于庙产之属尼属庙,而当以原告之行为是否触犯《修正管理寺庙条例》第二十一条之“违背第二十一条规定抵押或处分寺庙财产时,由该管地方官署收回原有财产,或追取原价给还该寺庙,并准照第十九条规定办理”,认为该条立法之意是管理寺庙但以庙产不受损害为前提,原告“将旧房五处破料售价还债,所有基地淮人借盖新房,收取租金十年,是旧料虽经售出,而庙地所有权仍继续存在并未移转。该原告以售料之价清偿庙中欠债,开支尚属正当,与盗卖情形不同,自不得谓该原告为任意处置,兹行加以撤退。即谓该原告售料租地认为一种处分,有违本条例第十一条之规定,可以准照第十九条之规定办理。第查地方官于各寺庙僧道住持之申诫或撤退,应以不守教规情节较重为标准,该原告售卖房料还债,系属善意经营,并非不守教规情节较重。”基于以上理由平政院裁决认为原告尽到了合理的管理义务,不得因此取消原告住持的职务,因此判决取消被告官署之处分。

  类似案件还有“湖南三官殿僧愿成因寺田被烈士祠提充经费陈诉湖南前行政公署案”、“江苏上海县西方庵僧人因庵产被住持等假捐串卖诉江苏巡按使公署案”、“京兆宛平县天宁寺僧性海等因撤退住持及庙产争执诉内务部案”等,针对上述案件,平政院在审理中援引法律规定的同时,也注重考察寺僧有无违背清规情形及通过违法管理行为来获取个人私利,并以此判断被告官署处分的合法性。

  (二)庙产办学纠纷

  庙产兴学政策使得寺庙财产受到极大损失,各地僧人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提起关于庙产办学的诉讼。平政院在审理该类行政诉讼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便是行政官署的行政处分是否违背保护人民私有财产的宪法基本原则。而哪些属于寺庙私产,哪些是公产则难以判断,这里必须提到民国初年在寺庙私产问题上民国北京政府的态度和中华佛教总会争取佛教寺庙财产权益的努力。

  清末以来的庙产兴学使得各地寺庙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这也促成佛教的改革,各寺庙认识到必须将全国寺庙联合起来,以团体力量保护寺庙权益,1912年2月,中华佛教总会成立,它是联合全国1180多个寺院共同发起的,总部设在上海的静安寺,在其章程第一条即指出“凡会中各寺庵所有财产,无论檀越施助、寺僧苦积,外界如有藉端攘夺,本会得据法律实力保护,以固教权”,在它的推动下,中华佛教总会最多时发展到22个省级支会,600多个县级分会,这极大地促进了对于庙产的保护。中华佛教总会努力说服民国政府,最终促使民国政府颁布大总统令强调:“约法颁布以后而当各教会未成立之先,凡未经查明确系宗教所私有者,其庙产仍无独立形式,斯时国家或团体仍得适用习惯视该庙为公有而随意处分之。”随着之后《管理寺庙条例》的颁布,寺庙私有的财产权属于寺庙的原则最终确立下来。[4]

  在平政院的司法实践中,如何区分寺庙私产问题成了案件审理中的关键问题。例如在审理“浙江温岭县崇善寺僧人雪山等因案被县知事将寺产充公改办学校诉浙江巡按使公署案”[5]时,被告浙江省公署援引内务部在民国二年(1913年)四月内务部电令“中国庙宇向均视为公有财产,得由国家或团体随意处分,已成习惯。各庙产未经各该教会查明确系私有以前收归公用者,只得谓为适用习惯,不得谓为违背约法”。但原告认为该县佛教分会在1911年9月就已经成立,根据大总统令该庙产当属于寺庙,不得提充办学。平政院查核认为该县佛教分会于1913年9月成立,是在大总统令颁布之后成立的,原告声明为虚,因此不认可原告主张该庙产属于寺庙的诉请,依据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请。本案中,平政院首先即确定适用《寺院管理暂行规则》关于庙产问题的规定,进而确定了行政官署将该庙产提充办学决定的合法性,以此为依据作出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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