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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合流基础上的中国法制近代转型

——《大清新法令·宣统新法令》第六卷述评

2015-09-01 16:19:57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蒋传光

  《大清新法令》收录的是清德宗光绪二十七年至清逊帝宣统三年,亦即公元1901年至1911年之间的法令。《大清新法令·宣统新法令(己酉五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四日)》第六卷(以下简称《宣统新法令》第六卷)收录的第六至第十册则是己酉(1909年)五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四日的法令。{1}

  《宣统新法令》第六卷作为《大清新法令》的一部分,收录的仅是1909年的部分法令。该卷收录的内容从形式上来看,主要为皇帝的谕旨和皇帝朱批的各类法令,构成上以皇帝朱批的大臣奏折为主,包括各类呈送皇帝御批的章程和办法等,京外各衙门奏定的奉旨通行国内并具永远遵守之效力的折子,各衙门颁布的非专折奏准,另附一些夹片等,涉及的内容几乎涵盖了法制变革的方方面面,主要有宪政、官制、任用、外交、民政、财政、旗务与藩务、教育、军政、司法、实业、交通等十多个方面。

  清朝晚期最后十年的修律活动,促进了中国古代法律的近代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转型的方向还是转型的道路,都经历了反复的论证和艰苦的斗争。但几经斗争与折中之后,终于完成了一系列新法的制定。俗语有云“窥一斑而见全豹”,《宣统新法令》第六卷虽然只是晚清法令的一个缩影,但却从细微之处向我们展示了晚清法制的诸多特色。通过《宣统新法令》第六卷的文本,从正面的意义上来看,晚清修律活动有如下值得肯定之处。

  一、新法令是中国法制近代化、现代化的源头

  光绪二十六年(1901年)十二月十日,慈禧太后以皇帝名义在西安下谕变法,由此而开始了晚清近十年的变法修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二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仿行立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十三日,发布了《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明确立宪进入预备阶段,步骤是实现议定官制、厘定各项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等等,为预备立宪奠定基础。从1905年至1911年,中国封建法制步入近代化的转折时期,它以清末预备立宪为起点,以部门法修订为主要内容,逐步开始了法律近代化的进程,同时也标志着延续两千余年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开始解体。通过大清新律令的内容,也能充分的体现晚清法制变革的这一历程。

  透过《宣统新法令》第六卷可以看出,处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的大清新法令,是一种明显的带有过渡性质的法律,内容也略嫌粗糙,但它标志着诸法合体的中华法系开始走向解体,并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制的基础。

  晚清的修律活动,是由国家最高统治者发动、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程序推行的全方位法律改革。从这些法令中,体现了清廷“仿效外国资本主义法律形式,固守中国法制传统”的方针,在大臣们的奏章中,我们不难找到以“东方大国”自居的说辞,诸多立法表现出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与近代资本主义最新法律技术成果奇怪混合的现象,优良的法律制度在此时缺乏实施的土壤,宪政改革也完全无法改变清廷君主专制体制及封建伦理“不可率行改变”的旧观念。但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时期的立法开始参照东西各国的立法活动,在各类奏折中不乏西方先进法文化的介绍与提及,为晚清修律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在实践中,立法者通过比较中国传统法律与西方近代法律的异同,根据国家最高统治者确立的基本原则,对法律制度作出了新的选择。因此,晚清修律是中华法制文明走向近代化的源头和开端。

  二、新法令反映了晚清社会转型时期对构建新秩序的迫切需求

  大清新法令系社会转型时期的法律规范。通过大清新法令,可以领略晚清时期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万象。清末新政的实行,无论内政和外交,百废待兴,应兴应革之事繁多,为不致出现社会乱象或对已出现的社会乱象进行整肃,急需对出现的各类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规范的律令和章程。通过前述各类新法令文本的介绍,不难看出,无论在宪政的推行和官制的改革,各类学堂的设置,社会治安的维护,中外交涉事务,财政的管理,交通实业的振兴,司法制度改革等各个领域,都迫切需要完善各类立法加以规范,使社会发展既能顺应开放的环境,又能掌控在符合统治者需要的秩序范围内。例如,这一时期的仿行宪政、教育发展十分迅速,成文的法律、规则、制度数量颇多,客观上有力地推动了晚清宪政及近代化教育的发展。此时,清廷对实业的重视也是前所未有的,从前面法令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诸多通行全国的奏折在法令上保障了实业经济在这一时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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