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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国的爱民情感与司法理念

以袁守定《图民录》为中心的考察

2015-02-03 16:51:30 《现代哲学》2012年第1期 徐忠明

  引言

  传统中国的“情法”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纠结,不仅仅是一个法理学或法哲学的关键议题,更是一个司法哲学的核心话题。流播广泛并且影响深远的俗谚“法不容情”和“屈法申情”,无疑昭示了“情法”之间在司法实践中的极度紧张;然而,所谓“礼法出于人情”或“缘人情而制礼法”,则又揭示了“情法”之间在法律渊源上的涵融关系。总体来看,后者所要强调的,乃是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必须参酌人情,视人情为礼法制度的基础,以便反映人情,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所谓“法律仅仅是情理海洋之冰山一角”[1]的喻辞,即是很好的概括;否则,必将难以制定合符人情的礼法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倘若意欲真正落实礼法制度,以及维护乡土社会的礼俗秩序,也就变得难乎其难。但是,既没有普遍抽象的人情,也没有恒定不变的人情。因此,对前者来讲,普遍抽象的刚性礼法与具体变化的柔性人情,就会出现彼此背离的情形。如果坚持法条主义,司法官员往往强调“法不容情”;相反,倘若捍卫情理主义,他们每每主张“屈法申情”。而其结果,也就难免出现“情法”之间的紧张和困扰。而这,也是当下清代司法研究中的一个基本课题[2]。

  进一步说,在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史上,究竟是固守“法条主义”的司法理念,抑或是践履“情理主义”的司法精神,也就成为判别不同司法官员类型的一条基准。固守法条主义的官员,被称作俗吏或刀笔之吏;践履情理主义的官员,则被誉为循吏或儒吏。如果我们放眼帝制中国的政治结构与社会文化的固有特点,那就可以发现,固守法条主义的官员更为看重皇权统治下的集权控制,强调刑罚的作用;与此不同,践履情理主义的官员特别关注社会礼俗秩序/人情秩序的维护,倡导德教的价值,其中也隐含了“爱民情感”的司法理念。毫无疑问,这两种不同司法官员类型的长期存在,显然与上述宏观政治文化的语境有关,他们都对建基在乡土社会上的帝国统治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从学术史来看,鉴于既有的清代司法研究基本上集中于司法程序与裁判依据,即便讨论作为裁判依据的“情法”问题,也很少涉及司法官员的情感问题[3];故而,为了稍稍推进我们对于清代司法实践和司法理念的理解,本文尝试从司法官员的“爱民情感”切入,来解读清代中国的司法理念的一个面向,以期丰富我们对于“情法”问题的把握。这里,笔者拟将清代中国的具有循吏风格的官员袁守定所著《图民录》作为考察的文本,具体探究一下这种“爱民情感”究竟是如何与司法理念关联起来的,又是怎样予以表达的。

  一、从《图民录》看爱民情感的基本原则

  李泽厚认为:传统中国属于“乐感文化”的类型,而“乐感文化”的核心,则是“情本体”。所谓“情本体”,是将“情”视作人生的最终实在和根本。这种“情”,既是情感,也是情境;也就是说,“它们作为人间关系和人生活动的具体状态,被儒家认为是人道甚至天道之所发生”的产物。从“情本体”社会的历史演变来看,在先秦儒家的原典中,这种“情本体”的文化意蕴特别深厚;但是,经由秦汉帝国的政治与思想的变迁,性善情恶问题,渐次成为专制帝国统治臣民的正统论断;宋明以降,由于理学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律令,情欲遭到了贬抑;明代中叶以后,情欲逐步得到了肯定和揶扬,然而仍然缺乏哲学的论证[4]。正是这种“情本体”的文化类型,构成了我们据以讨论清代官员袁守定所著《图民录》表达出来的旨在彰显“爱民情感”的司法理念的必要语境。

  据铅山蒋士铨《忠雅堂文集》收录的《礼部祠祭司主事易斋袁公墓志铭》记载:袁守定,字叔论,号易斋,江西丰城人,生于康熙乙酉年(1705)二月二十四日,卒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六月日,享年七十八岁。父母共有三子,袁守定是家里的老三。三岁那年,父亲谢世,全凭寡母节妇李氏抚养;八岁就塾读书,因刻苦而受到老师的赞许。雍正甲辰年(1724)入庠,丙午年(1726)乡试中举,庚戍年(1730)考取进士[5]。

  关于袁守定的人品学术与行政风格,清代史料记载不多,除墓志铭外,李祖陶的记述颇可注意:

  袁守定,字叔论,性孝,通经术,为文力追先民,矫矫出尘然。不急于用世,以母命应制科,登雍正庚戌进士,任会同知县,洁己爱民,举念从百姓起见,制变之才又足以达之。[6]

  这段文字对袁守定的人品、学术、才能作了简明扼要的提示。其中,作为“性孝”的佐证,乃是“以母命应制科”与“中丞许公以其贤能入告,寻膺行取,以母老陈请归养,晨夕事亲”两句。关于袁氏的学术,传记以“通经术,为文力追先民,矫矫出尘然”和“晨夕事亲之暇,辄读史,手不释卷,盖志在名山之业矣。刻有《四书文稿》行世”来予以表彰。至于才能,则有“中丞许公以其贤能入告”及“中丞张公藩伯称楚中声名第一”[7]的考语。引文“洁己爱民,举念从百姓起见”一句,尤可措意。这说明了,在袁守定的为官行政生涯中,正是本着“洁己爱民”和“忧民之忧”乃至“为民请命”的道德情感,才实施了诸多“兴利除害”与“惠民通商”的举措[8],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故而传记许以“仁声恰于人心”的美誉;如果将其与“墓志铭”记载的袁公“升礼部,县民号泣者数千人”相互参照,足见这个“美誉”并非虚言。这里的“洁己”两字,还隐含了袁守定的廉洁作风,史称“常俸外一钱不取”[9]。在作者看来,袁守定之所以取得了良好的政声,是因为通于经术;倘若“不通经术”,那就“不可以临民,以其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可见,通晓经术,对于培植帝国官员的“爱民”情感,实有不可或缺的价值,这与袁氏“性孝”也有莫大的关系,因为“性孝”往往是“爱民”的前提。我们再看李祖陶对于袁守定的盖棺论定:

  程明道曰:“一命之士,苟存心爱物,于人必有所济。”袁子爱物情迫,心之所至而道自生明,与仁相辅而行,亦其生平经术之所见端也。且其出也,以母命;其归也,以母老。立爱惟亲,始邦家而终四海,此岂一才吏之所能为哉。[10]

  不必多言,其所特别强调的,同样是袁守定的立身行道与孝亲爱民的道德风范。

  以上属于他者的评判,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袁守定的自我表达究竟如何。在《图民录》中,袁守定直接提到“为民”或“爱民”的文字很多,构成了全书的核心环节,它是我们把握《图民录》“爱民”情感的基本线索;关于行政举措与司法技艺的具体阐述,同样是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的。对出仕为官的袁守定来说,如何真正践履“为民”或“爱民”的政治理想,就成了他心目中念兹在兹的焦虑。譬如《图民录·自序》开篇即有:“余弱冠倖售,未尝学问,年未三十,即等仕版。尔时实无所挟持,以为长民之具。”事实上,书名之所以取“图民”两字,是因为“中心图民”所致,即“为民”或“爱民”情感的表达。在写作意图上,《图民录·自序》也有明确的概括:

  菽水承欢之暇,静对古人,景彼嘉行,增我愧怍……由今观昔,何以异此。今予又将作吏一方,与一方之民相左右。思欲臻夫大醇,以弥既往,因以阅历所得,证之经史之中,知其决可施行、可遵守者,笔墨记之,编为四卷。常欲系之肘后,以自镜见。或者,亦裨益斯民之一助乎!古人有言:夫苟中心图民,智虽不及,必将至焉。余之才,诚不能及此,而所以树于中者,不敢不坚也。因取图民之义,以弁其编云。

  这篇“自序”已将袁守定编撰《图民录》的意图和盘托出。首先,所谓“增我愧怍”和“以自镜见”,实际上隐含了修身问题;而“中心图民”与“裨益斯民”,则是“为民”或“爱民”的自我陈述;至于“臻夫大醇”,是指一个优秀的州县官员希望达到的治理效果,从而与儒家“修齐治平”[《礼记·大学》]的政治理想吻合。其次,所谓“静对古人,景彼嘉行”及“因以阅历所得,证之经史之中,知其决可施行、可遵守者”这两句话所要表达的是,袁氏[其他古人亦然]读书,并非只是为了获取知识,而是为了寻求值得追慕、可以师范的榜样,验证和补充自己的亲身阅历,从而寻求临民治事的知识和经验[11]。

  虽然袁守定编撰《图民录》的最初设想,乃是为了“以自镜见”--鞭策自己以及指导自己的行政工作与司法实践,但是,它还是引起了清代官场的瞩目,从而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成为一部对于那些“虽有爱民之实心,不足以自效”[12]的州县官员的工作指南,不仅被单独刊行,而且被收入相关的“官箴书”当中[13]。据此,解读《图民录》体现出来的“爱民情感”的政治理想,也就有了一定的典范意义。

  为了更全面地考察这一基本内容,笔者以为,似有必要稍稍梳理一下其中的若干要点。这样的写作策略,也可以为下面进一步分析作为司法理念的“爱民情感”作一个铺垫。现在,笔者抄录几条材料,以见一斑:

  (1)学道爱人,四字最括。学道则有爱人之心,有爱人之才,有爱人之政。

  (2)孔子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孟子曰:爱人者,人恒爱之。夫能爱人,则人爱之而身安矣;不能爱人,则人怨而伤之者至矣。然则爱人者,非特人蒙其泽,亦所以自爱也;不爱人者,非特人受其病,多见其不自爱也。

  (3)伊尹曰: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人臣之道,二者而已。为外吏,无能补于君德,祗有为民一途,无他道也。《周礼》设官三百六十属,言诸职守之事甚备,识者知其无非为民。盖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治天下者以此,治一邑者亦以此。

  (4)居官临民,以敬为本。《传》曰:敬,民之主也。《记》曰:莅官不敬,非孝也。敬则百姓受无穷之福,不敬则百姓受无穷之祸。[14]

  材料(1)和(2)足以说明,在袁守定的心目中,“学道”的过程以及儒家经典的要旨均表明了,惟有“爱人”最为吃紧,特别值得州县牧令身体力行。也就是说,只有秉承了“爱民情感”,才能获取“爱民之才”,它无疑是基于这样的预设:惟有这样的官员,才有探究临民治事技艺的热情,才有体问风俗、了解民情的热情[15],从而作出切合实际的措施[16];也只有践履了“爱民情感”,方能达到“爱人之政”,因为只有这样的官员,方能做到廉洁奉公和勤于政事,最终取得“实心实政”[17]的效果。材料(3)意在表明,地方官员本着“爱民情感”举办的措施,实际上是彰显“君德”的一种方式,这是“忠君”伦理的内在要求;而其终极目标,则是为了实现“本固邦宁”的政治理想。也因此,袁守定认为:“为民即是忠君”,“媚庶人即所以媚天子”[18]。可以说,所谓“忠君爱民”,乃是传统中国政治伦理之一体两面。材料(4)旨在说明,“爱民”必须以“敬”为根本,从而隐含了把百姓当作“人”来看待的“人道”思想与“仁道”情感,也可以说是一种“爱民”的方式。

  那么,这种“爱民情感”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袁守定的如下阐述:

  (1)《诗》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记》曰:有父之尊,有母之亲,而后可以为民父母。州县非他,父母也;所莅非他,吾子也。官之与民,何等亲切。但以官自居,而以民视民,失父母斯民之意矣。

  (2)刘宽为南阳守,视民如子;召信臣为上蔡长,视民如赤子;钟离意为堂邑令,抚循百姓,如视赤子。人情之爱子也,无所不至。三公视民如子,则爱之无所不用其极,宜乎民之爱之若父母矣。阳城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杜慧度为交州刺史,为政纤密,有如治家;王宏为汲郡守,抚百姓如家,耕桑树艺、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人情之为家谋也,无所不至。三公治民如家,则谋之无不曲尽,宜乎之从之若家长矣。

  (3)李桐客为通州刺史,民呼为慈父;辛公义为岷州刺史,民呼为慈母;召信臣、杜诗先后为南阳太守,有遗爱,民歌之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古之为政者,有明无不烛,人颂神明者,可谓精能矣,而君子不重;所最重者,若父若母,有长育顾复之意焉。但曰治之,犹是第二义。

  (4)存爱民之心固已,更须噢咻之,如慈母之噢咻其子也;行爱民之政固已,更须抚摩之,如慈母之抚摩其子也。噢咻抚摩四字,居民上者最宜玩味,用之于民最为亲切。[19]

  上述材料中,我们实在看不到袁守定阐述“爱民情感”的大道理,而只是征引了“经史”记载的原则与故事,旨在强调一个“爱民如子,治民犹如治家”的根本道理,并且揭橥“州县非他,父母也;所莅非他,吾子也”的拟制的血缘家族关系,从而给“爱民情感”提供了必要的心理基础[20]。稍可注意的是,这种叙述方式与《图民录·自序》确定的“静对古人,景彼嘉行”的写作策略吻合。也就是说,袁氏并非通过抽象的话语来阐明“为政”必须以“爱民”为基础的道理,而是采用古人的“嘉行”故事来作为州县牧令追慕和师法的榜样,它与儒家一贯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的著述传统也颇为切合。而其措辞之朴质亲切--如“噢咻抚摩”等,读来却能使人深受感动。

  至于究竟用哪些具体措施来支持或落实“爱民情感”的政治原则,《图民录》也有不少例证,其中特别强调:安静宽简,勤政廉洁,俯顺人情以及约束胥役[21]。其他条目,只是更为具体的措施和技巧,囿于篇幅所限,不予一一胪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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