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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的“中人”与契约秩序

2016-10-31 14:14:05 《政法论坛》 王帅一

  一、缘起:通过“中人”观察私法秩序

  在讨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民法”[1]这一问题时,国家立法与民间习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观察领域。国家立法的缺失与民间交易习惯的丰富,构成了认识传统中国“民事法律”(或者说是“私法”秩序)的双重面相。在中国传统契约文书中常见到的现象是:“中人”、“中保人”、“中见人”、“凭中”、“居间人”等契约相对方之外的这类人,几乎存在于每一份契约文书之中。参与到契约关系中的这类人,并不是契约文书所涉权利的出让者或承受者,也就是说,我们在文书中看不出其与正在进行交易的标的有何联系,但他们确是每次交易、缔约行为的参与者,且备受各方重视。无论是将其理解为一种制度,还是一种习惯,这都会引发人们对其普遍存在的意义产生好奇,如果要进一步认真研究传统中国的“民事”(或者说“私法”)秩序,应该可以从其中窥探一二。[2]

  以往对中人的研究,将中人在契约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分析得比较充分,普遍表现为通过现代西方法学的视角审视中人为中间人、担保人或者调解人等几种身份而加以阐释,并试图从文化角度对此现象进行分析。[3]应该说,这种从契约关系内部来讨论中人问题的方式,已经足够清晰勾勒出中人之于契约的位置。因此,本文结合既往研究,但希望突破这种契约关系的内部视角,通过着眼于契约秩序(甚至是“民法”、“私法”秩序)这一外部视角,来进一步发掘中人在契约关系中之所以能够发挥这几种作用的关键,分析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性格及交易习惯的塑造,进一步厘清传统中国的契约秩序,以便于在今天的立法与司法活动中,“发现”契合中国人态度与心灵的“民法”。

  二、前提:具体个人化的传统契约关系

  在传统国家立法介入较少的契约交易领域,契约秩序的维持与缔约的具体个人息息相关。缔约人如无信用,遇到纠纷时,即使立有完备的契约文书也会如同废纸;缔约人如讲信用,口头契约的效力也并不亚于书面契约。契约的顺利运行,需要依仗缔约各方对契约的遵守,但缔约方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也会在特殊情况下寻求对于已立契约的突破,从而引发纠纷、构成社会之不安定因素。因此,在官方律典“缺位”的情形下,[4]如何建立稳定的契约关系,便成了一个问题。

  在对中国传统土地契约与制度进行研究时,有学者发现:“当缔结佃种契约时候,也以对人信用为主。所以契约的大部分只在口头,不存在什么文书的形式,就是立有文约,大多也不过是简单地记载地租数目罢了。这种现象,北方较多,南方各地多有契约,且其格式也比北方详细。”{1}杨国桢对于口头契约的形成也作了自己的分析。他认为在契约关系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不使用书面契约,而采用“口头契约”的原因在于,在经济、文化落后或阶级分化不明显的地区或村落,人们遵从“乡规俗例”,手续简单明白。即使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贫瘠的地块因其收益甚微而不受重视,也无需“多费笔墨”。缺乏文化的佃户害怕地主作弊篡改契约文书上的文字而不采用书契等原因,使“口头契约”可以流行存在。当然,订立口头契约时多需要中人、乡邻在场,若发生纠纷,一般也是在中邻、亲族内部解决{2}(P.40)。无论南北方的契约习惯如何不同,也无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差异如何,包括缔约人的信用在内的个人信息,在缔约时都是各方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信”虽为传统社会所尊崇的五常之一,但仅凭个人的信誉或者信用,还是不能使立约相对方完全确信其不会违约。况且儒学之“信”与契约关系中所要求的信用意涵针对性有所不同{3}(P.243-250),在契约关系这一既抽象又专门化的领域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实在有限。“信”不足以满足人们立契所需,具体针对性制度比比皆是,如长野郎的研究即指出:“地主仅以对人信用,是不能满足的。于是,不得不讲究种种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权利。所以在佃种制度上,想出了许多方法,主要的就是以下各点:甲、地租预纳制度:地租缴纳,难得希望正确的时候,地主有使地租的一部分,或全部预先缴纳的。……乙、押金制度:押金制度,就是地主使人佃种时,向佃农征收保证金的制度。佃农要不缴纳地租,就由这里边扣出,地租迟纳的数目,达到和押金同额的时候,就没收他的佃种地。这种方法遍行于中国各地,是地主想避免佃农不纳地租的损害而生的。”{1}(P.259)又如契约用语中的“乏银使用”一词,原本表明立契原因的语句,到明清时代多数已成固定格式套话,并非缔约方的真实意思表达。随着契约程式化的强化,契约中的“原因条款”也趋向形式化{4}.准确地说,其并不能反映出出卖田地的真实原因,赵冈所举的一个例子便讲到:“福建建瓯有一名地主卢必明,他将田骨出售,卖地契上写明的是‘乏银使用’才出卖田产,但却立即又买了一块田皮。显然他不是真正‘乏银使用’,而是要利用租额价差,将大租换成小租;多收一点地租。”{5}(P.45)

  因此,在契约习惯中形成一套对于可能发生的纠纷予以预防与协调的保障性措施用以维持契约秩序,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在材料中发现,采取经济手段是最直接便利、容易理解的保障方式,例如人们将“信”量化成“信洋”等情形{2}(P.189)。也有与今日之“定金”类似的“定洋”。[5]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具体人际关系网络中,中人成为契约关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节点更具普遍性。我们会发现,正是中人将契约的相对方联结到了一起,使抽象的契约关系变得十分具体个人化。中人可以让原本并不熟识的缔约双方增进对彼此的了解,进而,抽象的个人信誉、抽象的契约关系,在这一具体的人际关系网络中通过礼义廉耻等道德观念及其言说,才可以为人们所评价与忌惮。

  三、印象:时人观念中的中人与契约

  明清时代的民间日用类书中有“投请房族,无人承买外,托中引就某宅,三面商议,实值时价若干两”。“为因无银用度,投请房族,无人承买外,情愿托中引到某处三面商议,实值时价细丝银若干两正。”{6}(P.173)等格式化的契约文书用语,说明中人在契约文书与契约关系中不可或缺的特点。[6]甚至连累世封爵的孔府与普通百姓订立契约之时,也要注明“本府凭中说合”,“同中人……卖于圣府永远为业”等字样{2}(P.141-142)。

  这些文书中的表述都在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中人这一重要因素,如果不是“三面”会同订立契约,那么文书的效力以及由其所确定的契约关系都会受到损害,甚至令人怀疑契约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地土不明,查审文契、中人”[7]是当时的普遍观念与通行做法。在官方判断契约关系是否存在时,还有人提出了“民间买卖田地房屋,首重代笔、中人,继凭红契”[8]的说法,将契约关系中的非相对方因素视为判断的首要依据,人证的效力远大于物证,甚至连官方钤印的红契都不得不屈于次席。如果说“代笔”因其身为契约文书的制作者自然应受到重视,那么,“中人”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又是由于何种原因而备受重视呢?

  清人王棠在讨论契约中的“中人”一词的本源时说:

  今日文契交易必用中人,此字亦有所本。乐府《当墙欲高行》云:龙欲升天须浮云,人之仕进待中人。以为仕进不待中人,则事不成,交易不用中人,亦无取证也。[9]这个说法不一定就是“中人”一词的真正来源,但“事不成”与“无取证”可以说是概括了当时人们观念中的“中人”印象。除此之外,还有两则说法也分别印证了“事不成”与“无取证”这两个方面。

  一曰:立契出卖地人,即今之卖主也;一曰:同立契人,即今之卖主亲族也;一曰:引领人,即今之中人也;一曰:写契人,即今之代书也。[10]

  郑康成云:质,平也,主平定物贾者。广林谓:定物贾者,贾师也,非质人事。质人职云: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儥者,质剂焉。质若今中人,剂若今契约。以堂质剂,故以质人名其职。[11]

  以上三则材料对于“中人”一词颇有考证、解释的意味,正确与否并不妨碍我们了解当时人们对于中人的看法。甚至可以说,偏颇牵强之处恰好体现了身处其时的作者观念中比较深层和固化的看法,否则也不会刻意地往貌似牵强的方向解释。按上述说法,中人在交易过程中起到了“引领人”的作用,如果没有中人的积极活动,那么订立契约的行为便会“事不成”。而且,没有中人参与的契约关系是不稳固的,一旦产生纠纷即会陷入“无取证”的窘境,以至于让清人孔广林联想到了“质人”质证的意涵。“以堂质剂”的理解,说明人们在判断、解决契约纠纷之时,只有一纸文书是远远不够的,至少还得有中人在场才能把事情说清楚。这样的理解在当时是有足够的现实依据作为支撑的,比如官方断案说理就非常重视中人这一要素,《卢乡公牍》中有这样一句话:“此案姜殿元如果买房管业,立契时不能无中人在座说合,何以契内仅止贺德贵一人出名?”[12]这说明如果用没有中人的契约文书来证明契约关系的存在,文书本身就很可疑。此类纠问在明清判牍中比较常见,可见官方在协调解决契约纠纷时对于中人的重视程度。

  小说作为市井读物,一般说来能够较为贴切地反映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明代小说《于少保萃中传》第六回“莅广东备陈猺疏,按江西鞫明奸恶”中便有关于中人参与契约订立活动的详细描写,包括中人在契约订立之后还要持续参与欠债还钱等与所立契约相关的事宜,甚至在中人死后,当事人以为没有见证便矢口否认本应履行的义务等情节。[13]民间习惯中诸如“一卖三找”等客观情况的存在,[14]使得中人在文书订立之后仍然与双方相对人保持着契约上的联系,这也是小说中所描写的中人连续参与缔约双方后续活动的现实依据。

  无论是文学作品反映的世俗生活,还是判牍判语中所反映的官方态度,无论是日用类书中记载的契约范本,还是笔记辞书中的推理解释,都表明在传统契约关系中“中人”占有一个固定的、不可替代的位置,并且这个位置非常重要,通常会伴随契约关系始终。而且,在各地契约习惯中,契约关系中的买方、卖方或者双方都会给付中人一定的酬劳,表面上是对其在契约关系中充当中人这一“角色”表示感谢,实质上是表达了双方对于中人在契约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的看重。

  例如,安徽省颍上县习惯:“颍上不动产之买卖契约,双方均有谢中费用,如买卖百元,买主谢中三元,卖主谢中二元,名为‘买三卖二’,各中平均分受。又有卖主急待事就,或买主速欲成锦(即其所买之不动产与买主原有之产业相毗连,凑成整块之意),而于谢中之外另许的中(即主要中人)酬敬若干者,亦恒有之习惯也。”{7}(P.560、551)类似还有安徽天长习惯:“天长卖买田产,卖主、买主均出中资,按百分之五‘买三卖二’,以原中、陪中之分别为得受多寡之标准。”{7}(P.555)江西赣县习惯:“不动产买卖之中人费用,由买卖当事人分别担负,如价洋一百元,中人费五元,则买者担负五分之三,卖者担负五分之二。”{7}(P.575)

  当然,也有给予中人报酬,但与“买三卖二”这一比例存在出入的情况。如江西南昌县习惯:“南昌习惯,凡买卖田地房屋,在场作中之人,取得中人钱,均由买主支给,如所买卖之田价为一百元,应给中人银三元,屋价一百元,应给中人银四元,故中人钱有‘田三屋四’之称。”{7}(P.572)以及更为细致复杂的江西新建县习惯:“凡买业者,于业价之外,尚须出中人钱三分、代笔钱一分、酒钱二分,而中人之三分,则由正中得一分五,其余散中均分一分五;代笔之一分则归写契人独得;至酒席费须出二分,若买主愿办酒席,则无需再出酒钱。此历来买卖之习惯也。”{7}(P.574)

  还有福建浦城县习惯,并未言及比例问题,而笼统以酬金(花红)称之:“浦俗,买卖产业有居间人,谓之言议与中见,契约成立后,由买主给予酬金(俗称‘花红’)。如该买卖之标的物品有重卖及虚伪情事,居间人应负责任。”{7}(P.636)

  中人在契约关系中备受重视并获取酬劳的原因,自然是缔约双方认为其在契约关系中须发挥重要作用,而理解其在契约关系中的作用是讨论中人问题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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