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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律学研究方法论纲

——以唐律律文的研究方法为例

2016-10-12 16:40:19 《法学》 王立民

  法学研究方法对于法学研究十分重要。法学研究要保持健康发展,不断进步,没有正确的研究方法不行。正如一位专家所言:“虽则好的方法未必出优秀成果,但是,错误的方法产生的成果却纯属偶然。”[1]中国有过自己传统的法学研究方法,即是中国传统的律学研究方法。这一方法曾取得很大成功,以致中国传统律学不断发展,传统的律典也因此而不断颁行。唐律是中国最优秀的传统律典之一,其中的“疏议”是对律文研究的成果,从中可以透视出律学研究方法。以唐律律文的研究方法为例来探究中国传统的律学研究方法有其特殊的意义。首先,有利于加深对唐律的认识。唐律是中国最佳传统律典之一,也是中华民众的代表作,其中有许多内容值得研究,而对律文的研究方法的研究却是个薄弱环节,鲜有成果。对唐律律文的研究方法作些探究,可以补缺现有的研究不足。其次,有利于正确理解中国传统的律学研究方法。中国传统的律学研究方法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法学研究方法,虽发挥过重要作用,推动了律学与律典的向前发展,可当前也少有研究成果。以唐律律文的研究方法为例来探究中国传统的律学研究方法,可从这一典型的个案中透视出中国传统的律学研究方法,加深对其的理解。最后,有利于借鉴中国传统的律学研究方法。今天,我们使用的是现代法学研究方法,是通过移植西方法学发展的经验和成果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借鉴中国传统的律学研究方法,可以助力于现代的法学研究方法,弥补其不足,使其更为完善。

  一、中国传统律学的研究方法借鉴于传统经学的研究方法

  中国经学是一种专门研究儒家经典的学术,有其自己特有的研究方法。经学随着儒家经典的诞生而产生。汉代独尊儒术以后,经学的地位逐渐提高,以致在文化、教育等领域均占有很高的地位。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从汉代开始,学校、教育以及统治者的科举考试、选拔人材,几乎都以经学为重要标准和基本内容。”[2]经学的研究方法突出表现在,对儒家经典的考证、解释、阐述,可以细化到逐字逐句的研究,而且还旁征博引,有的还从中发掘“微言大义”,借题发挥。

  经学的这种研究方法对律学产生了影响,传统律学借鉴其研究方法,对律文进行研究,也取得了成功。对唐律律文的研究就是如此3唐律的“疏议”是对律文研究的成果,其研究方法借鉴了经学的研究方法。关于这一点,唐律自己就有明确表示,认为自己的“疏议”就是来自于经学的“义疏”。《唐律疏议》在前言中就说:“昔者,圣人制作谓之经,传师所说则谓之为传,此则丘明、子夏于《春秋》、《礼经》作传是也。近代以来,兼经注而明之则谓之义疏。”[3]把经学的这一研究方法借鉴于律学,便产生了“疏议”,其对唐律的律文进行深人地研究。

  近代学者也认为,中国古代的律学研究方法取自经学的研究方法。民国时期曾任高等法院庭长的叶在均在《中华民国新刑法判解汇编》一书的“叶序”中就说:“昔日解经,凡一字一句,均旁征博引,荟萃群言,考证精详,以期能符经旨。解经如是,释法何独不然。”[4]这其中就包括了唐律中的“疏议”所运用的律学研究方法,对律文所进行的研究。由此可见,中国经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之大和传统律学研究方法之源。

  事实也是如此。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经学突飞猛进。他正式确立《诗》、《书》、《礼》、《易》、《春秋》“五礼”,还设立五经博士,专攻经学。到了东汉,又把五经扩展为“七经”,即在“五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孝经》和《论语》两经。[5]不仅如此,汉代的经学还分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等学派,运用经学的研究方法,从不同侧面研究经学,着实推进了经学的大踏步向前发展。其中,古文经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训诂、考证等,重点是明确经文的内涵;今文经学的研究方法则主要是“微言大义”,重点是结合现实,为国家、社会服务。这些都为汉后经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受到经学的强烈影响,中国最晚在晋代便有了律学。据《晋书?石勤载记》记载:石勤伪称赵五,任命“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从此以后,律学的研究方法不断被采纳,发展到唐代已比较成熟,对唐律律文的研究方法就是一个标志。

  二、中国传统律学的两种主要研究方法

  中国传统律学借鉴经学的研究方法,对律文的研究主要采用了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对律文中字、词和句子进行解释的研究方法。字、词和句都是构成律文的基本单位,也是其意思表达的主要载体。要正确理解律文,就要从正确理解律文中的字、词和句子开始。否则,还是无法正确认知律文,难免造成误读。唐律的“疏议”对律文的字、词和句子都进行了必要的研究,分别对它们作了较为精准的解释,明确它们各自含义,清除对解读律文的障碍。

  首先,对律文中的字进行研究的方法。唐律中的有些字十分关键。只有准确理解了这些字,才会对律文有正确地认识,不出现偏差。唐律利用“疏议”对这些字进行逐字解释。《斗讼》规定:“诸斗殴人,折齿,毁缺耳鼻,吵一目及折手足指,若破骨及汤火伤人者,徒一年。”此条“疏议”就对其中的“眇”作了解释,说:“眇,谓亏损其明而犹见物。”[6]即还没到瞎的程度,因为瞎是根本无法看见物了。眇的意思确定后,此律文的内涵也就明白了。

  其次,对律文中的词进行研究的方法。唐律中的有些词很重要。只有正确把握了这些词,才能确切理解律文的内容。否则,就可能产生不正确的理解。这对官吏、百姓都会造成不幸。唐律的“疏议”同样对这些词进行详尽解释。《名例》规定:“诸以赃入罪,正赃见在者,还官、主。”此条“疏议”便对其中的“正赃”这一次作了解释,明确其内涵,说:“在律,‘正赃’唯有六色: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m经过这一解释,“正赃”即是指“六赃”的含义就十分明确了。

  最后,对律文中的句子进行研究的方法。唐律中的有些句子也很重要,只有全面通晓这些句子的意思,才可能全面理解律文的内容。否则,也会因为错误理解这些句子而造成误判。唐律利用“疏议”对其进行专门的解释,明确其含义。《职制》规定:“诸制书有误,不即奏闻辄改定者,杖八十。”“疏议”对其中的“制书有误”这一句子作了解释:“‘制书’有误,谓旨意参差,或脱剩文字,於理有失者,皆合覆奏,然后改正、施行。”[8]经过这一解释,对整个律文的理解就不会出现偏颇了=唐律运用“疏议”对律文中字、词和句子的研究方法,精心解释了律文,使其整个内容得到精准地表达,律学的研究方法在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表现。

  第二种方法是对律文中的指导思想、原则、罪名、犯罪主体、刑罚等刑法内容进行解释的研究方法。唐律是唐朝的一部刑法典,也是唐朝刑事司法的重要依据。其中的指导思想、原则、罪名、犯罪主体、刑罚等都是构成刑法的要素。对它们的认识也同样十分重要,不能有所误解,否则同样会对官吏司法、百姓守法带来不便。它们在唐律中都得到充分解释,律学的研究方法功不可没2

  关于对指导思想的解释。唐律的指导思想是礼法并用、礼本法辅。《四库全书总目·唐律疏议提要》也说:“论者谓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唐律在前言中对其作了形象地解释:“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9]

  关于原则的解释。唐律中的原则就是刑法原则,对整个律文均有指导意义。唐律的“疏议”对其中的一些原则中的重要内容进行了解释,确认其刑法含义,便于施行。《名例》对化外人相犯作了原则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此条“疏议”对其中的“化外人”作了解释,明确了适用对象。“‘化外人’,谓藩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10]可见,”化外人“即是指在唐朝的外国人,唐律适用过程中就不会发生错误了。

  关于罪名的解释。唐律有数百个罪名,每个罪名都有自己的内涵,而且有的罪名间还有一定联系,经过解释才能十分明确,避免误读。《名例》对”恶逆“罪名作了这样的解释:”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同时,还专门解释了”恶逆“与”不睦“罪名间的差异,即”若谋而未杀,自当‘不睦’之条。“[11]

  关于犯罪主体的解释。唐律中规定了许多具体的犯罪主体,它们在刑法上的表达也要清晰,否则也会在适用中因出现不同理解而造成错判。《贼盗》规定:”诸略人、略卖人为奴婢者,绞。“此条”疏议“对其中的犯罪主体”略人者“和”略卖人者“都作了解释。”略人者,谓设方略而取之。略卖人者,或为经略而卖之。“[12]

  关于刑罚的解释。唐律的刑罚主要是”五刑“,而且十分规范。为了依法施行,其”疏议“也作了必要的解释。《名例》中规定有”流刑三“,此条”疏议“溯其源作了这样的解释:”大罪投之四裔,或流之于海外,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盖始于唐虞。今之三流,即其义也。“[13]此外,唐律中的犯罪客体、客观和主观因素也都有一些精准的解释,这里就不赘述了。[14]

  唐律运用律学的研究方法,对律文进行必要的解释,使其内容完备、表述清晰、内涵明确,以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律典中的”最善“者。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律学的研究方法,没有”疏议“的解释结果,唐律根本无法达到这种水平=律学的研究方法功不可没。

  三、中国传统律学研究方法中解释的主要依据有多种

  中国传统的律学研究方法在对律文进行解释时,需要凭借一定的依据。从这一依据出发,去理解、推理律文,以便人们接受,乃至顺利实施。这种依据需具有合理性、知识性和权威性,并广为人知,得到首肯。否则,还是起不到应有的解释作用。在对唐律的律文进行研究和解释中,使用的解释依据有多种,包括儒家经句、令格式、公理和专业知识等等。它们具有的合理性、知识性和权威性,可以起到解释依据的作用。

  首先,把儒家经句作为解释律文的依据。儒家经句是儒家经典的组成部分。儒家经典是儒家思想的载体。儒家思想在汉武帝以后就成为国家的主流、主导思想,国家对其进行广泛宣传和竭力贯彻,其合理性、知识性和权威性都毋庸置疑。唐律在”疏议“中把儒家经句作为依据来解释律文。《名例》在规定杖刑时,就引用了《尚书》里的经句,来解释设立杖刑的合理性和权威性。”疏议“说:”书云:‘鞭作官刑。’犹今之杖刑者也。“[15]除了《尚书》以外,唐律中引用的儒家经句还有来自《春秋》、《周礼》、《礼记》、《易经》、《孝经》、《尔雅》等儒家经典。[16]

  其次,把令、格和式的规定作为解释律文的依据。唐朝的法律形式除了律以外,还有令、格和式等。它们也都由皇帝颁行,同样具有权威性。而且,它们的规定往往比较详细,违反了令、格和式以后,还要”一断于律‘因此,引用令、格和式的规定,同样可以起到解释律文依据的作用。《户婚》规定:“诸差科赋役违法及不均平,杖六十。”此律条的“疏议”引用了《赋役令》对合法赋役的规定,从中反映出“差科赋役违法”,便于对赋役合法性作出判断。《赋役令》规定:“每丁,租二石;絶、绢二丈,绵=两,布输二丈五尺,麻三斤;丁役二十日。”[18]违反这一令者,就要按律文的规定被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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