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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在晚清中国的传播

2016-07-31 18:30:20 《清华法学》 程梦婧

一、引子

  自近代以来,大凡外域的重要思想与理论、法律典章与人权文本等,进入、传播、移植到中国,并不是简单的“东渐”与吸纳,而是一种“华化”的尝试和探索。所谓“华化”,不是说外域人或者外域某国的文化与制度“中国化”、“汉化”,[1]而主要是指中国的学者与士人以译介思想理论著作、典章文本为基础对外域文化与制度加以认知、评价、反思与批评,以及进而借由外域的文化与制度对中国的思想、学术与制度、法律上的种种问题进行思考和研讨,并在此过程中消化和扬弃外域的文化与制度。这既是一种“外域”挑战、刺激“中土”的过程,也是一种“外域”融入、转化为“中土”的过程,亦即一种在“中土”的语境和问题下“化外”(类似于贺麟提出的“化西”)的过程。如晚清人权思想与法律的生长、演变及其内容形态,不仅源自晚清内部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催逼,而且受到外域人权学说与制度(包括一些经典人权宪章、人权宣言)的刺激,同时也引发本土的种种人权思潮与法制创制。

  英国的《自由大宪章》(后文简称《大宪章》)就是这一“华化”中的重要人权宪章。这份八百年前(1215年)诞生的《大宪章》,在其后的历史中,不断地被人们译介、评说和重释,以发掘其新的原则与意义。事实上,它对近现代世界的人权思想、宪法学说乃至法治与立宪政治的制度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逐渐成为一份立宪、人权与法治的奠基性(formative)文件。[2]而《大宪章》的巨大影响,不仅停留在欧美列国,更是逐步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当然也不例外。早在晚清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大宪章》就得以传入中国,为晚清士人所关注、译介和研究,从而对晚清中国的人权观念、立宪思想与法制变革产生了颇有价值的启示。

  值此《大宪章》诞生800周年之际,我们追溯其传入晚清中国的历史过程,梳理晚清士人对其所具有的基本认识与评价,并考察其对晚清的人权思想以及晚清法政制度改革产生的重大影响,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为此,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梳理和解析《大宪章》在晚清中国的“华化”过程:一是《大宪章》在晚清的“入华”,即晚清士人对《大宪章》的译介,包括全文译介及零散译介;二是晚清士人对《大宪章》诞生的历史背景和主要思想内容的阐释和评论;三是晚清士人借由《大宪章》而引出的进一步思考,以展示《大宪章》对晚清士人在人权和立宪上的思想启示。

  二、入华:《大宪章》在晚清中国的译介

  对外域的人权文本进行译介,是其“华化”的第一步。这类译介当然有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动力。《大宪章》的“华化”过程,无疑也是从其“入华”开始的。而其在晚清的传入,与晚清英国思想、制度的译介和评述有着紧密的关系。同时,它也关联到晚清人权观念的觉醒。在晚清特别是1900至1911年间,对西方人权文本的译介与中国人的人权观念的觉醒,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和态势:前者有助于对后者的推动,而后者又构成前者的语境和场域。

  从前者来说,1840年之后的中国,不得不了解和把握英国的法政制度及其思想文化,于是,译事成为关键的一环。更广泛地看,在晚清中国,为了应对西方的沉重压力和内部的深重危机,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法律与政治制度以及其思想、理论。在此情形之下,翻译各种西学、西法之书,就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正如梁启超在1897年所撰写的《变法通议·论译书》中说:“居今日之天下,而欲参西法以救中国。”但是,若不译西书,则不足以知西法、参西法。“故译书实本原之本原也”。《论译书》有一段名言:“苟其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昭昭然也。”[3]同年10月,梁启超更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其《大同译书局叙例》开篇即言:“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故及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而国家将不能收一法之效。”所以,该译书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以备今日取法”。如“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4]由此可见,梁启超不仅高度重视译书事业,而且指明必须首译法政书籍。梁启超的主张和实践,在晚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到了20世纪最初十余年,对西方法政书籍进行译介,成为思想转变和制度变革的强大动力与借鉴。在此过程中,英国的法政著作、法律以及人权文本也深受重视。

  晚清人权观念的萌发与觉醒,更直接地为西方的人权文本传入中国准备了必要的文化条件。对此,中国台湾地区史学家王尔敏曾写过一篇论文,即《中国近代之人权觉醒》。他在文中说:“若论及人权观念一端,则自古以来群经诸子,历代圣贤,未尝立以为教人训世之具。”他引用严复的论断,作为这一看法的佐证。严复说:“夫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立宪、革命诸义,为吾国六经历史之不言固也。然即以其不言,见古人论治之所短。”故而,“在此讨论人权观念,当不能不自近代思想演变入手,抑且西方冲击之影响,以及国人对外之认识,均足构成创始启念之动因。”他并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晚清中国人权觉醒的起因与状态:一是“苦力贸易所激起之人格醒觉与防护”。“苦力贸易”即“华工出洋”,这引发了对人格的思索与肯定。二是“女权思潮之同等理趣”,即女权思潮中表达的是与人权相同的理想和旨趣。女权作为人权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代女权的觉醒,是中国近现代人权史的华彩篇章(王尔敏还撰有《近代湖南女权思想先驱》一文)。三是“人权醒觉与天赋人权观念”,论及西方“天赋人权观念”在晚清中国的传播与阐扬。[5]而包括《大宪章》在内的英国人权文本在晚清的译介,以及对其人权思想予以传播、高扬,也是西方人权观念影响晚清中国的人权思想的一个基本方向。仅举一例,即可见一斑:1902年,署名“攻法子”的人,作题为《英人之权利思想》的一篇短文,高度推崇英国人对权利的重视态度。[6]这一则短文,不仅将英国人的权利观念揭示得清楚明白,而且认为英国人的尊严和国家的强盛亦系于其争权利的思想。这对于陷入危亡的晚清中国,也有促其猛醒的意义。

  晚清士人对《大宪章》的译介,是与全面译介英国历史上的多个人权文本同时进行的。笔者在这里暂不追溯19世纪末的晚清对《大宪章》的零散介绍,而只考察20世纪最初十余年的情形。在这十余年中,英国的若干个人权文本,包括《大宪章》、《权利请愿书》和《权利法案》(《权利法案》亦被称之为英国的“权利及自由之宣言”)等,都受到人们的积极关注。其中,人们主要关注的就是《大宪章》和《权利法案》。

  通过目前已见的材料,可以发现,《大宪章》在晚清至少有四个中文译本。尤其是清政府1906年谕诏“预备立宪”之后,晚清士人所译英国人权文本中,包含了三个重要的《大宪章》译本。

  其一,1903年第3期《政法学报》的“研究资料”栏目,登载了《英吉利宪法史》一文(作者或编译者不详)。该文列举了英国宪法所包含的历史上的四个经典文本,即《大宪章》、《权利证明》[7]、《权利请愿》(通称《权利请愿书》)、《权利法典》(通称《权利法案》),并逐条翻译了这四个人权文本。其译旨指出:通晓这些人权文本是把握英国宪法的基础,因为自上古撒克逊时代开始,英国的“历代布告,均以保全人民之权利为主,前后九百年间,散见于种种记录内,惜犹未集大成者。然其原则,于人民习惯上已经确定,正不必至今日而疑其权利之有无也。故欲知英国宪法之真相,于前四法典,不可不通晓。”[8]就《大宪章》而言,该文对《大宪章》的翻译,包括序言和63条正文。与今日通行的《大宪章》全本相比,其译文有一些删减,如其序言中除“肯他排利大僧正司推奔”(今译“坎特伯雷大主教斯提芬”)之外的人名从略;第61条也属于节译。但是,这一译本仍是笔者目前所见《大宪章》最早的系统性汉译本。

  其二,钱应清[9]对《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法典》、《皇位确定法》(通称《王位继承法》)进行了全文翻译,以《英国宪法正文》为题,连载于《法政杂志》(1906年)。为什么选译这四个人权文本?钱应清在“绪言”(译者附识)中解释说:“英国宪法之精髓,英人称之为三经典者,即《大宪章》、《权利请愿》、《权利法典》是也。《皇位确定法》,则补充此三者也。”所以其文题为《英国宪法正文》,而不题为《英国人权正文》。他并简短介绍了这些文本诞生的时间和原因。同时,他也对翻译这些文本的难处以及译文所依据的原本作了说明:

  是等法典,实为组成英国宪法之要部。然仅据此,尚未见英国宪法之全体也。且今日所行者,均变面目。其间为后世修正者,已不胜枚举。兹所译者,乃诸法典制定时之初本。惟其间名词,各含历史的性质,简截译之,殊难明适。又其实质错杂,不惟不能依法文语例,并亦不能以通常之华文相绳。兹参用日本所颁于议院之译本,译之以供研究法律学者参考之资料。[10]

  在该《英国宪法正文》译文中,《大宪章(Magan Gharta)》共63条。其中,第1至37条载于《法政杂志》第1期,第38至62条载于第2期《法政杂志》,而最后的第63条则载于《法政杂志》第3期。钱应清的译本也有省略,主要是未译其“序言”。对此,他在“绪言”中解释说:“篇首本有约翰王?诸侯、僧侣、裁判官、林务官、地方官及其它诸有司臣庶之文,因无关学理,从略。”[11]但无论如何,钱应清的译本,是笔者到撰写本文时为止所见在晚清出现的《大宪章》最完整的汉译本,其译文亦有许多准确、流畅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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