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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法制体系中“部权特重”现象的形成与强化

2016-03-14 09:20:54 《江汉学术》2015年第4期 郑小悠

  《清史稿·刑法志》中有这样一段话:“明制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清则外省刑案,统由刑部核覆。不会法者,院寺无由过问;应会法者,亦由刑部主稿。在京狱讼无论奏咨,俱由刑部审理,而部权特重。”{1}换言之,清代中央法制体系与明代的差别在于三法司之间权力的相对平衡被打破,刑部的权力特重,刑部在政权体系内拥有“天下刑名之总汇”的地位。那么清代法制中所谓“部权特重”现象是如何形成发展,又对清代法制有着怎样的影响呢?这是本文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一、清初对明代法制的扬弃

  清政权在关外以八旗体制统治全体官民,法律制度和汉地相比十分简陋原始。刑律只有偷盗、斗殴、奸淫、杀人等名目,并无具体律文。刑罚只有鞭笞、贯耳鼻、斩首、纳赎等项,同罪异罚十分普遍{2}。理刑程序简单,寻常户婚小事由各牛录各旗负责,处理刑政事务的仅有刑部一衙门,审理事毕向皇太极面奏请旨而无复杂的文书程序,重大刑案由八旗诸王贝勒会议处置。法尚严厉,科刑论罪宁重毋轻,贵族高官亦不能免。入关伊始,以八旗为统治核心的清政权就意识到自身统治能力不足与汉地广袤复杂、政治文化传统深厚之间的矛盾。为了迅速稳定政局,配合军事行动的推进,政权做出了两个重要选择:第一,几乎全部录用了乐意为新政权效力的前朝官吏。第二,听从这些官吏的建议,并以这些官吏为主要执行工具,暂不讨论与关外政治传统的异同,在较短的时间内几乎全盘接受了明代的政治制度和行政运作。法律制度及其运作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到顺治末年,明代后期的法制体系大多在形式上得到恢复。这其中主要的做法包括:恢复明代京师、地方刑名事务的运作路径及文书形式;继承都察院、大理寺同刑部并为法司的传统,恢复都察院派遣巡按综理各地刑名,与大理寺对死刑案件的驳审平反职能;继承明律的绝大多数条文,更为清律;接受明代京控、朝审、热审、大赦停刑等传统做法,及恤刑慎刑观念。{3}卷十六,顺治二年五月戊子

  和此前的征服王朝,如辽、金、元等时代相比,满清政权对胜朝汉制的学习继承是比较迅速的。然而细心拣择史料,体会清王朝入关之初的政治格局,也不难想象这样的场景:一方面,八旗勋贵们几无统治经验,主要精力都在作战上,多数人语言也不通,一切行政事务,必须假手于投降的明朝官吏。另一方面,关外的制度虽然简陋,但旗人自恃曾倚仗着这样的制度夺取汉地,难免产生马上也能治天下的自负。且行政、建议权虽在汉官,但决策权全在旗人。这一继承的过程自然而然充满了博弈与摩擦。

  顺治年间,这种博弈多以汉宫的奏议得以成行为结局。如儒家礼法素有刑不上大夫的传统,是以唐以后形成八议、官当等制度;明代文武官员论罪,需先交吏、兵二部议处,问题严重到革职以上,才下法司问罪受刑。清廷在关外并没有这样的传统,不论勋贵文武,一有小错,即拿交刑部施以刑罚。入关之初汉官用明律,而旗入仍照此办理。顺治十年正月,工科给事中姚文然,见兵部满汉堂官因为获罪,都免冠锁在城门上,十分亵辱难堪。是以奏请日后大臣获罪,请交刑部看守,不便锁禁城门。得旨:“以后满汉诸臣有犯贪恶重大事情应发刑部审问者,在部守候,不必锁拏送门。审有实据,引律拟罪奏请处分。”{3}卷七十一,顺治十年正月癸酉

  而时至康熙初年,尤其是四辅臣执政时期,旗汉之间的不信任感明显加剧,汉官在法制问题上更系统、深入恢复明制的计划也被打破。如顺治十六年朝审时,江南道监察御史罗璧等建议顺治帝,虽然法司已经拟有“情真”名单,但希望皇帝法外施仁,将“情真”人犯再分轻重,重者御笔勾决,轻者暂时免死。顺治帝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下旨:“勾了的便决了,余者牢固监候。”{4}到康熙四年朝审时,辅臣拟将“情真”人犯全部处死,不必再经勾决环节分别轻重。是时,刑部尚书龚鼎孳奏请恳请循先帝旧例,将“情真”人犯再分轻重办理勾决{5}卷二,《请复秋决疏》,被辅臣斥责:“据奏称秋决宜复,凡罪无可疑者即决,罪有可疑者候秋后,前旨甚明,未尝云死罪一概不许秋后。且龚鼎孳前亦在都察院,有三法司会审之责,今又职任专断,应即决,应秋后处决,伊既可以审拟。乃自为宽慈,以上为不宽慈,徇情于下。具奏殊为不合,著严饬,行该部知道。”次年朝审时,又有户科给事中姚文然等复请行勾决之典,四辅臣态度更为严厉,降旨:“秋决人犯九卿科道会同详审,情罪可疑可矜者减等,情罪真者即行正法,此系定例。姚文然、孙际昌既在会议之列,各犯内果有情罪可疑可矜的,即应于会议之处说出,今请缓决,自为仁慈市恩于下,具奏殊为可恶,着吏部议处具奏。”{4}在汉人的观念里,情真人犯由皇帝勾决后定其生死,既有慎重民命、减少杀戮的实际作用,更是皇帝如天之仁、恩自上出的体现。这种崇君权、扬君德的建议,通常是不会被统治者误会拒绝的。显然,辅臣们只考虑“勾决环节”与“会议环节”在断罪决囚方面的作用似乎重叠,并不能领会其政治意义的差别,反悍然断言龚、姚等人“徇情”、“市恩”,将前者申饬,后者议处。可见相较于顺治年间,此时的旗汉关系与法制的汉化进程都出现了明显的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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