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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宁勋爵的衡平法思想

2017-08-30 11:22:31 《检察日报》 方流芳

  作者简介:方流芳,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丹宁勋爵法律思想的迷人之处,在于他对法律倾注的热诚,让每一个经他手的案件及由此孕育的法律原则皆流润着清巧和深情。英国前上议院首席大法官宾汉勋爵曾评价道:“法律于他,非冰冷规则之汇集,而是温暖的人间故事,每一篇故事均饱含寓意。”

  与追求条文正义不同,丹宁践行衡平正义。在丹宁看来,“字词能杀人,精意能活人”,解读文本,字词文意不是释法要点,释法要点是领会法律精神。丹宁的衡平法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矫正正义、个案正义不谋而合。亚里士多德强调伦理公道压过法律公正、个案公正超越一般公正。英国法官通过条文的个案解释而激活条文,通过遵循、区分、限缩和改变先例而创造法律,这一司法传统是丹宁衡平法思想的制度源泉。丹宁的衡平法思想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在知识传承过程中产生的知识增量。

  虽然丹宁审理的案件不涉及合宪审查,但是,丹宁与美国的司法能动主义法官有诸多相似:丹宁相信自己承担着“熨平法律皱褶”“填补法律空白”和追寻立法意图的使命;丹宁常常为了个案正义而创设一些适用范围远远超出个案的衡平法概念,如:家庭财产、信赖利益、不可反悔等;丹宁常常搁置先例而推崇与时俱进的政治理念;丹宁的法律意见不是谦卑地限缩论点和引申先例,而是大胆地表达有关正义的个人观点。如果站在保守主义立场,丹宁会被看成一个孤军奋进而不留退路的司法能动主义者——一个司法传统的异类;如果站在进步主义立场,丹宁则是一个对社会不公正、人际关系不平等保持高度敏感的、充满同情心的、总是不遗余力追求公道、正义的法律斗士。丹宁的价值不在于他创制了多少具有可持续性的衡平法规则,而在于他总是能够不计成败地发表异见,总是能够站在注定不能形成先例的少数派立场上反思法律,他那些充满激情的司法意见总是代表着一种推动法律进步的批判精神。

  阅读丹宁审理的那些案件,我们可以发现:相同或类似的法律问题在中国每天都在发生,如:夫妻离婚,房子在丈夫名下,妻子在多大程度上拥有继续居住的权利?一个人作出许诺而没有得到相应回报,对方能否信赖该许诺不可撤销?专业人员为他的客户的诚信背书,导致第三人信赖该客户,专业人员欠缺专业注意义务的赔偿责任是否覆盖第三人?诸如此类的问题,要点不是去寻求普适的、一劳永逸的答案,而是通过个案而积累经验知识。法律规则的产生、调整和更新就像接力编写故事一样,其活力在于注入新知。现实生活总是在给法律人提供解释对象和机会,就看法律人自身是否有使命感、是否有能力去作出贡献。

  追求衡平正义也不是英国独一无二的法律现象。衡平法最初的功能表现在:条文词语陷人于无助,法律精神救人于困厄——那些投告无门的、穷尽现有法律而救助无望的,还有另一扇门为他们开着。衡平法最初是一种法外恩典——民众可祈求而未必可得的救助,而后逐渐演变成一种富含信息并且不断生成信息的法律制度。

  丹宁的“家庭财产”在英国曲高和寡,同行们都把这看成一种激进主义的司法主张,家庭财产在普通法、衡平法和制定法都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有趣的是,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10条第一次使用了“家庭财产”的概念,而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29条区分个体商人、农户对债务的清偿责任,区分的基础就是经营资产为“家庭财产”抑或“个人财产”——这正是丹宁当年一再强调而没有得到支持的主张。当然,这纯粹是一种法律的巧合,但巧合背后也有一些不谋而合的、相通的法律理念。

  薛张敏敏女士的新作《棕树下的正义:丹宁勋爵衡平司法解读(1947—1957年)》把丹宁的衡平法思想放到具体语境之下观察,这些具体语境包括:孕育丹宁衡平法思想的哲学、政治学、法学的知识渊源和英国的司法传统,丹宁借以表达衡平法思想的那些渐进累积的系列个案。该书,向我们展示了衡平法在一个国家司法体系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本书不仅对我们了解丹宁的法律思想、衡平法的演进过程、衡平救济的必要性和局限性有重要意义,还能给我们带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法律思考。

  

(责任编辑:孙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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