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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的法治思想

2017-08-25 14:55:14 110法律咨询网 王桂林

  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韩国贵族,与李斯同为荀况的学生。韩非继承了荀况的“性恶论”思想,但却极力反对老师的儒家学说,在对其的批判中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完备的学说体系,最终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为了振兴韩国,韩非多次上书韩王建议改革,均未被采纳,愤而著书。秦王嬴政读了他的《孤愤》、《五蠹》等篇,禁不住拍案叫绝,叹道:“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1]公元前234年,韩非出使秦国,他的同学李斯自以为才能不如他,害怕韩非夺走他的宠势,于是设计将其陷死狱中。

  韩非口吃,不善言辞,但文笔甚佳,主要著作《韩非子》,共五十五篇,绝大部分为自著,其中许多篇目都论及了他的“法治”思想。主张法治是法家的共同之处,韩非的突出特征在于他在总结前人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较为系统法治思想体系,深入论述了“以法为治”,“法、术、势相结合”等法治原则。

  一、韩非的“法治”与现代法治

  行文之初,有一点需要说明。本文论述的韩非的政治学说,虽然用了“法治”一词,但是韩非的法治与现代通常意义上理解的法治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决不能混为一谈。法治一词最早由亚理士多德加以定义,“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2]世界公认的权威法律全书《牛津法律大辞典》对法治的下的概念是:“在任何法律制度中,法治的内容是:对立法权的限制;反对滥用行政权力的保护措施;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不是强调政府要维护和执行法律及秩序;而是说政府本身要服从法律制度,而不能不顾法律或重新制定适应本身利益的法律。”[3]从以上两种解说中,可以得出法治的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法治中的法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甚至高于最高统治者。法治在英语中表述为Rule of Law,意为法律的统治,法律是统治的主体,法就是目的,而这就是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区别所在。人治中也可能存在法,也可能存在“法治”,但是其中的法不可能拥有高于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因为法只是手段,是实现统治者各种统治目的的手段,这种“法治”只能称之为Rule by law,所谓用法律加以治理。用托马斯?潘恩的一句名言概括两者的区别就是:“在‘人治’社会里,国王是法律;而在‘法治’的社会里,法律是国王”。

  那么韩非所论及的“法治”是通常所说的法治吗?韩非强调“以法为本”,这与法治强调的法律的社会普遍适用和主治功能是一致的,在法律与最高统治者的关系上,他甚至要求君王带头守法,他一再批评君主不依照法令行事的弊端,斥其为亡国之政。但如果有人据此认为韩非思想中包含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大于权的内容的话,就有失偏颇了。韩非是一个极端君主专制制度的鼓吹者,在他眼里,法不可能摆脱工具、手段的命运,“人主之大,非法则术也”[4].他要求君主守法并不表示他认为君主应该收到法的约束,君主可以超然于法上,只不过不要随意破坏法令,要做出遵纪守法的样子来示范臣下,以塑造法律的威严。如此看来,韩非所谓的“法治”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人治之下的“以法为治”。

  虽然韩非的“法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但是他的以法律作为治国手段的理论体系对于完善我们国家现行的法治治理的各个细节,最终建立真正的法治国家还是有很大的借鉴价值的,因此下文将从法治学说的理论基础、法治可行性、法治理论本身、法与势、术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这几个方面具体介绍韩非的法治思想。

  二、法治学说的理论基础

  从孟子开始,先秦诸子就放弃了孔子、老子“微言大义”,机智的辩难、形象的比喻、恰当的对比等各种论证方式都得到了广泛而充分的运用,韩非子则是运用这种论理方法的佼佼者,他继承了从孟子以来的理论传统,从哲学的高度为自己的政治法律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体地说,分为本体论,社会历史哲学,和人性哲学三个角度。

  (一)本体论方面的无为赏罚观

  韩非对老子的“道法自然”“清净无为”的思想推崇备至,他将这种本体论思想加以发挥,用以论证其法治理论。韩非认为,奉法而治是符合“道”的无为原则的。他宣称“道者,万物之所成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道静虚无为、能放任自然而无所不为。进而言之,人要图谋远虑、成就大事,就必须效法道的虚静无为,对于君主而言尤其如此。君主治理国家,最好的途径就是无为而治。具体说来,就是首先要摆脱个人情感的束缚,不被自身的喜怒好恶所左右,因为对于一般人,“喜之,则多事;恶之,则多怨、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5]君主如果带着喜好之心来统治百姓,只会是自生事端,事与愿违。正确的方法是将对人对事的判断委托于没有人类情感的客观的法,这样“有功者必赏,赏者不得(感激)君,力所致也;有罪者必诛,诛者不怨上,罪所生也”[6],就会营造出君臣之间一种稳定可靠的关系。无为而治的另一要点就是要摒弃个人的巧智。韩非继承了老子 “智慧出,有大伪”的观点,对于个人的智慧极端不信任,主张以确定的法律,而不是多变的巧智治理国家,他认为这与“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理念是一致的,所谓“道法万全,智能多失。夫悬衡而知平,设规而知圆,完全之道。明主使民饰于道之故,故佚而有功(因为明君能使百姓用‘道’来整伤自己,所以省力而有功)。释规而任巧,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7]在韩非看来,具体的法就是抽象的本体——“道”的演化与衍生,要实现“无为之治”,就要绝仁弃义、绝圣弃智,就要实行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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