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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三一八惨案”中的法律人

2016-07-31 18:30:40 《人民法院报》 刘昕杰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这是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的呼喊。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士、各校学生五千余人,在天安门集会,并赶往铁狮子胡同向段祺瑞执政府请愿,遭军警镇压,死伤多人,史称“三一八惨案”。鲁迅先生笔下年仅22岁的刘和珍就在这场惨案中遇害。

  惨案发生后,各界哗然。清华学生包华国等350余人联名向京师地方检察厅递交控状,控告国务总理贾德耀等人,要求杀人凶手承担法律责任。眼见事态扩大,段祺瑞召集贾德耀内阁开阁员会议,讨论事件如何处理。3月4日才被任命为司法总长的卢信参加了此次会议。段祺瑞向卢信问及事件后续处理方法有哪些,卢信回答,只有依法办理一法。卢信认为,政府对此事件应付失当,应当惩办卫队暴行,要求内阁下令“陆军、司法两部依法惩办”,内阁正式文件却把卢信所提“惩办”字样改为“办理”。卢信大为不满,愤而辞职,并称“如大家不走,我一人走”,由此不再到司法部视事,以示自己不同流合污,部内诸事均交由司法次长处理。

  卢信是广东顺德人,早年加入兴中会,先后主持《大江日报》、《民生日报》、《中国日报》等报刊,宣扬革命,他曾译《美国宪法志》,为临时约法的起草提供参考。担任司法总长后,卢信自感与司法事务“素甚隔膜”,“非求一干练之才充任次长不足以资臂助”,于是经王宠惠推荐,余绍宋担任其间的司法次长。余绍宋毕业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曾在司法部任参事一职长达七年。余绍宋在1921年就担任过一年左右的司法次长,他不满军政势力破坏司法独立,曾在日记中记载:“老张(指张作霖)又来电干涉东省法院,竟将法院判定之案提去自审。种种不合法之举动,令人难堪。依我主张,非痛驳不可。”在排斥政治干预司法方面,卢信和余绍宋二人态度完全一致。因此在卢信不在司法部期间,代行职责的余绍宋也主张依法查明真相,追究法律责任。

  按照段祺瑞的指示,陆军部和司法部展开三一八案的调查。陆军部在段祺瑞的授意下,认定请愿学生受共产党蛊惑,以暴力伤害军警,军警卫队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国务院据此发出“临时执政令”,通电缉拿徐谦、李大钊等人,污其“假借共产学说,唆聚群众”,企图以此推卸责任。

  司法系统负责调查的是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官戴修瓒为湖南常德人,少时与同乡陈瑾昆等赴日留学,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是当时有名的民法学者。在卢信和余绍宋“依法办理、勿稍瞻徇”的指示下,京师地检厅通过勘查取证,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检察官戴修瓒在4月2日公布了调查报告,并以公函送至陆军部。该调查报告推翻了陆军部所称学生暴力伤人的情节,认为双方推搡间军警“伤亡均难谓为群众所加害”,指出陆军部的报告与现场警兵所供述事实不符。这份调查报告最后指出:

  学生人等,少不更事,平日言行容有轻躁失检之处,然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遂行枪击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惟事关军人犯罪,依据陆军审判条例第一条及陆军刑事条例第一条应归军事审判机构审理,除国务总理贾德耀等被诉命令杀人部分,仍由本厅另案办理外,相应抄录本案全卷三宗,连同尸身照相死伤人名清单,暨卫队旅原送各物证,一并移送贵部,请即查明行凶人犯,依法审判、以肃法纪。

  戴修瓒的这个调查报告,彻底否定了军警动手杀害请愿学生的合理性。王世杰称,这份报告是三一八惨案的“铁证”,“地检厅能以大胆无畏的举发这回惨案的事实,殊值得社会的敬重。”地检厅的这份报告也让段、贾二人站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法学界开始广泛声援地检厅,如天津法学会就在隔日的《益世报》刊文:

  当此法权会议举行,及各国将考察中国司法之际,以首都重地,发生重大惨案,一国行政首领,酿成杀人行为,如不依法检举,恐外人有所藉口,领事裁判权无撤销之希望……国家法律,不能因段祺瑞等少数人而废弃,法院不能因彼少数人而成虚设,领事裁判权不能因彼少数人而不能撤消。

  根据当时《陆军刑事条例》和《陆军审判条例》的规定,军人案件由军事审判机关管辖,地检厅和普通法庭都无法受理法办军人的诉求。而段祺瑞执政府是实际意义上的军政府,段、贾等人都有军职在身,是否可以通过诉讼手段追究段、贾等人的法律责任,就成为一个法律难题。针对三一八案中这一类法律问题,北京法政大学聘请了多名法学教授针对案件进行专题演讲。潘大道、黄右昌等法学名家都指出应当向段、贾二人追责。王世杰认为,法律应该对军人的概念做最严格的解释,非战争时期,非军人之间的非军事犯罪,应该适用普通诉讼程序,“地检厅应断然向普通审判法庭提起公诉”。翁敬棠更是从审判管辖、正当防卫、法律责任等多个方面详细论证了执政府和内阁承担责任的法理,引起极大的反响。一时间,各类报刊杂志纷纷跟进,追讨执政段祺瑞和总理贾德耀的法律责任成为了三一八案后的舆论主流。

  因为司法部门的“不配合”,段祺瑞对卢信、余绍宋等十分不满,加之两人在之前的“金佛朗案”丑闻中也没有屈服于政府,所以段祺瑞干脆同时免去了两人司法总长和次长之职。余绍宋在给友人的信件中详细描述了这一过程:

  三月十八日惨案起,政府下令,诬学生为共产派。事经京师地方检察厅侦查,乃断言其不应开枪残杀。公函陆军部依法办理。公函所称,悉主公道。政府大不谓然。各学校同时提起公诉,控告执政、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检厅当然受理,依法侦查,并传执政及总理。于是,政府益恨。时卢君已不到部矣,政府欲由部密令检厅为不起诉处分,冀以了结。侄自不能允。从本月九日鹿钟麟逼宫后,通电即以此两案为段罪。自十八日鹿退出京师,翌晨,段竟复职。于是,迫卢君及余了此两案益亟。是日中午开国务会议,卢已辞不往,促侄往。侄以此次复职实太滑稽,亦不往。下午催益急,侄已草辞职书。未竟,而电话至,谓已不复经阁议,迳下免职令矣。总次长同时免职,且不经议而径行,实开国以来所未有……卢君与侄维持司法不畏强御之精神,乃大白于天下。

  虽然段祺瑞最终没有受到法律的处罚,但三一八案却给了段祺瑞政敌以口实,也成为压垮段祺瑞执政府的最后一棵稻草。一个月后,段祺瑞黯然下野,从此淡出政坛,京师报纸以“段祺瑞跑了”为题形容其仓皇之态,可见其民心尽失。三一八案中,卢信、余绍宋、戴修瓒等法律人尽力维系了司法部门在政治格局中的相对独立性,这也使民众愿意将依凭法律、诉诸法庭作为解决这一冲突的主要途径。因为此案,卢、余、戴三人都自此离开了民国司法界,并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卢信从三一八案后就退出政坛、闭门著书,自谓以“暮鼓晨钟之音”宣扬“不彻底主义”,主张政党有序均衡竞争和人民自由抉择,数年后病逝。

  余绍宋被免职后南下定居,把精力放在了书画艺术和地方志编撰上,他的书画深受世人赏识,买画所得已与张大千、吴湖帆比肩。其所编《书画书录解题》十卷、《中国画学源流之概观》、《画法要录》均是书画研究绕不开的书籍,余绍宋所著《龙游县志》则被视为民国方志扛鼎之作,梁启超称赞“举凡旧志,皆不足与越园书校”。直至现今,余绍宋仍以方志学家、书画家、目录学家闻名,以至遮盖了他近二十年的法律教育与司法工作的经历。

  戴修瓒退出司法实务部门后一直从事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并成为著述甚丰的法学大家。1941年,国民政府实行“部聘教授”制度。第一批部聘教授30人,法学界周鲠生、胡元义受聘,第二批部聘教授15人,戴修瓒为法学界唯一一人受聘,1945年戴修瓒又获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为国民政府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之一。若以现今的教授“级别”标准比附,则戴修瓒已是至高之阶。戴修瓒有多部重印再版多次的法学著述留存至今。当代民法学权威王泽鉴先生在台湾学者邱聪智近作《新订债法各论》序中写道:“关于债法总论的教科书,在大陆时期有陆瑾昆、戴修瓒诸氏的著作,阐释基本概念,建立理论体系,迄今仍具参考价值”。这一隔世评价,也不负戴修瓒三一八案后做出“今生今世不再任法官而立志著书立说”的抉择了。

  【作者简介】

  刘昕杰,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曹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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