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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与王权的博弈:布雷克顿的实践

2016-06-03 09:39:25 《政治与法律》 何勤华 王帅

在中国有一句十分流行的格言,来反对特权阶层对法律的僭越——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1]当然这句话在今天看来似乎充满人治的味道,“法”最高只可罚及“王子”,而国王或者国君则完全处于法律之上,无所谓守法违法之说。当权者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是检验法治与否的最简单标准——当法律与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发生冲突时,是人在法下,还是法外有人。

  在1608年的英国,有一次著名的“王”与“法”之间孰高孰低的论争。当时的英国高等宗教法庭[Court of High Commission]与民事诉讼高等法院[Common Pleas]之间一直存在管辖权冲突,爱德华·柯克[Edward Coke,1552-1634]担任民事诉讼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后,双方矛盾激化。坎特伯雷大主教理查德·班克罗夫特[Richard Bancroft,1544-1610]向詹姆士一世[James I,1566-1625]申诉要求国王决断,他认为法官只不过是国王的代表,国王有权亲自审理案件。最后争议焦点转向国王与普通法的关系上。詹姆士一世认为普通法的基础是理性,而自己同法官一样具有理性,因此自己完全可以亲自审理案件。但是柯克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经过系统的法律学习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由此法律才能被正确适用以处理臣民之间的纠纷,才能“保护陛下于安全、和平之中”。詹姆士一世听自己竟然需要法律的保护,顿时勃然大怒说:“如此我竟处于法律之下?”柯克随后引用一句名言答到:“国王不应低于任何人,但应在上帝和法律之下。”[2]这句话的作者,是距当时四百年前的一位英国法官,亨利·德·布雷克顿[Henry de Bracton,其出生信息无史料明确记载,仅凭有关研究者的推荐;其生卒约为1210年至1268年]。

  一、实践的知识背景:布雷克顿问题

  布雷克顿之所以名垂青史,无疑是凭借《论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De legibus et consuetudinibus Angliae]这一鸿篇巨著。中世纪英国知识界在法治与王权博弈中爆出的法治思想火花——“国王在上帝与法律之下”,也是通过这一巨著在西方历史上获得了广泛传播的。

  《论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这样一部以13世纪上半叶国王亲临法庭[cora rege,后来的王座法院Court of King's Bench]、民事诉讼高等法院[de Banco,后来称为Common Bench或Common Pleas]、巡回审判[eyre]卷宗案例为基础,融合优士丁尼国法大全[Corpus Juris]和欧陆注释法学派以及教会法之理论精髓,力图对英国当时混乱的司法实践予以指导的开创之作、不朽之作,早已不乏盛誉。梅特兰[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1850-1906]称之为“英国中世纪法学的王冠和鲜花”,[3]霍兹沃斯[William Searle Holdsworth,1871-1944]认为在18世纪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1723-1780]完成他的《英国法释义》之前,布雷克顿的这项成就“不论在写作风格或是论述的完整性方面都无人可与之匹敌”。[4]

  由于近两百年来,西方学术界在研究布雷克顿及其《论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上存在许多疑问与分歧,因而就形成了所谓“布雷克顿问题”。可以说,学者们在“布雷克顿问题”上争议最少的一点即是对其贡献的一致认可,因为目前所有有关布雷克顿的资料都因年代久远和文献缺乏而充满争议,甚至于他是否真的叫“布雷克顿”也是扑朔迷离。梅特兰根据13世纪留存下来的卷宗和土地调解书[feet of fines]的记录得出结论,“他”的真实名字叫做布雷顿[Bratton],或者是常用变体“Bretton”,后人之所以称他为“布雷克顿”是因为其论著的大部分传世手抄稿中都显示作者的名字是布雷克顿。[5]这一说法得到了其他学者的认可,梅特兰也同时写到:“几个世纪以来,他都被人们称作布雷克顿[Bracton],那么就让他一直这样下去吧。”[6]

  《论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原稿早已佚失,流传下来的都是中世纪的手抄稿,最早的印刷版是在1569年,由一位匿名的被叫做“T.N.”的学者点校并在1640年再版,由于《论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并未明显的分出章节结构,1569年首版采用了“对开[folios]索引法”并被以后的版本所沿用。[7]1878年,英国法学家特维斯[Travers Twiss,1809-1897]着手进行再次点校,最终于1883年完成了六卷本的《论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值得称赞的是特维斯第一次将原始拉丁文翻译成了英文。但是特维斯处在一个法律史大家辈出的时代,他的点校及翻译都受到了尖锐的批评,有学者认为“任何对这方面有研究的人提起他的点校来都会按捺不住火气”,[8]梅特兰甚至在给友人的信中私下称其为“六卷垃圾”。[9]尽管特维斯是近代第一位着手点校布雷克顿著作的学者,但是他已经被遗忘,几乎没有人会引用他的版本。

  1884年,俄罗斯籍法学家维诺格拉多夫[Paul Vinogradoff,1854-1925]在大英博物馆查找资料时,无意发现一份编号为Add.12269的手抄稿,内容包含了大量英国13世纪中期的案例。[10]经过比对以后,维诺格拉多夫认为该手抄稿同布雷克顿的《论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存在某种联系,很可能是布雷克顿为了完成其论著而从卷宗中摘选的案例。梅特兰在此基础上校订成三卷本的《布雷克顿案例摘录》[Bracton's Note Book]。梅特兰声称二者所选择的卷宗在时间上存在重叠,布雷克顿的论著所涉及案例有2/5同《摘录》中的案例相吻合,《摘录》中的一些注释同布雷克顿的理念高度一致等等,据此他认为这就是“布雷克顿的”案例摘录,但也同时期望有学者能进一步研究,证明这本书“没有资格享有它目前所冠的标题”。[11]而学界基本认可了梅特兰的这一贡献,认为布雷克顿确实曾为了写作《论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而从卷宗中选取了许多案例汇编成一本《案例摘录》,而这本《摘录》就是目前梅特兰所校订的《布雷克顿案例摘录》。[12]

  1915年,耶鲁大学的伍德拜恩教授[George E.Woodbine,1876-1953]出版了他校订的第一卷《论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在直到1942年的27年间,后三卷接连问世,只可惜他在所计划出版的第五卷“评论与注释”完成之前溘然长逝。由于伍德拜恩几十年伏案著书,逐字逐句穷尽了对存世抄本的研究,一时间受到学界无数赞誉,霍兹沃斯在其四卷本尚未完成时就断言:“当伍德拜恩先生完成他的作品以后,长久根植于法律史学界的、不存在一份对布雷克顿进行完美点校之作的耻辱,就将被彻底洗刷。”[13]

  伍德拜恩的贡献是标志性的,其后研究布雷克顿的学者都将其点校版视为权威引用。然而也有不同的声音,不容忽视的是德国学者坎特洛维茨[Ernst Hartwig Kantorowicz,1895-1963]的观点,他认为目前存世的抄本并不能反映布雷克顿所著的、真正的《论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因为所有的手抄稿据以抄写的原始版本是在布雷克顿死后由他的“无能的书记员”编辑而成并且漏洞百出,因此,如果根据现存的抄本去研究布雷克顿则完全是南辕北辙。[14]自坎特洛维茨以后,有关现存的《论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是否真的是布雷克顿所写或者多大程度上反映布雷克顿的原著这个问题流行开来并在欧美学者之间争执不断。

  1968年至1977年,哈佛大学的索思教授[Samuel E.Thorne,1907-1994]出版了他在伍德拜恩版本的基础上翻译并校订的四卷本《论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布雷克顿的论著终于有了完善的英文译本,索恩教授耗时超过20年的努力让他也受到许多称赞。同时他也对许多处于争论中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很多可谓是“爆炸性”发现,比如他认为《论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并非是由布雷克顿一人完成,很可能是由他的“导师”雷利[William Raleigh]最开始写作,最后由布雷克顿接手。[15]索恩还认为布雷克顿同梅特兰所编辑的《布雷克顿案例摘录》并无直接关系,不能再确信这些案例是布雷克顿为了写作其论著而收集。[16]

  “布雷克顿问题‘的共识依旧屈指可数,争议仍然在继续。但明确的是,《论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是布雷克顿的未竟之作,甚至可以说只是一份”草稿“,并且原稿已经佚失,流传下来的手抄稿也有许多互相矛盾的地方,相对于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著作,手抄稿的漏抄、错抄在所难免。更不用说手抄稿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添加“[addicio],很多已经辨别不清是布雷克顿本人为之还是后人篡改。再加上原文用古拉丁语写成,拉丁语在13世纪的语法以及用语习惯都已成为现今欧美学者对书中语句确切含义的争论点所在。所以对布雷克顿的研究在欧美自19世纪中叶兴起以来延续了一百多年,耗费了几代学者的努力,但是有关布雷克顿的许多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以至于梅特兰早在1895年就指出”读者需事先铭记的是,他们所看到的可能并不真的是布雷克顿所写的“。[17]因此,在更具说服力的新的文献被发现以前,对布雷克顿的研究唯一的途径是在现有的《论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之基础上,全面审视欧美学者在相关方面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已获得学界公认的学说。

  二、法从何来——国王的立法权

  依法治国的前提是”有法可依“,对于任何法治国家都一样,存在确定的”法“是法治的前提。而对于13世纪的英国来说,明确法的定义及来源显得尤为重要,亨利二世的司法改革虽然建立了巡回审判制度,加强了中央司法管辖权,瓦解了混乱不堪的封建领主法,普通法的令状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英格兰在大陆法学家眼中仍然是毫无法度的蛮荒之地。英国有没有法律?如果有,英国的法律源于何处?这些基本问题必须首先得到明确,方可继续论述英国13世纪的”法律与习惯“。

  布雷克顿在开篇的”前言“第一段就给出了他对英国法的定义,他首先将英国的法分为两类——法律和习惯,而英国的”法律“是不成文的。他认为相对于其他地方,英国单独地使用不成文法[iure non scripto]和习惯[consuetudine][18],尽管英国法是不成文的,但称其为”法律“[leges]”并不荒谬[19],因为“任何经过贵族的商讨与同意,并得到民众的一致赞同,最后通过国王[principis]的权威予以批准的,都具有法律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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