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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尔徳密协议对英、美传教士适用问题研究

2015-09-01 16:20:17 中国法学网首发 姚 舜

  同治四年(即1865年)中法双方为解决天主教传教士在内地置产问题达成柏尔徳密协议。根据中英、中美之前所签订条约中最惠国待遇的相关规定,该协议对英、美传教士适用的,但鉴于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考量,英、美两国官方并不主动寻求对该协议进行援引。

  引言

  关于柏尔徳密协议(以下简称“柏协议”),学界以往在研究传教士内地置产问题时多有涉及,但对英、美等新教传教士的适用问题则语焉不详,常以“最惠国待遇”五字即得出或是或否的答案[1],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的顾维钧也就此批评清政府“以为凡法教士所享有者,其他各国教士,亦得以同样条件,一体均沾,方足以昭公允”[2]。鉴于此,笔者以为此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

  一、柏协议的由来及内容

  中法达成柏协议的初衷是为解决传教士内地置产问题,而对此问题的规定,如果仅从条约文本上看,最早可以追溯到1858年6月26日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其第十二款为“英国民人,在各口并各地方意欲租地盖屋,设立栈房、礼拜堂、医院、坟基,均按民价照给,公平定议,不得互相勒掯。”[3]对于该规定中的“各口并各地方”,商人和传教士都倾向于将其解释为包括内地,如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李佳白即认为“如果中国政府坚持此处仅为各口一带地方,根本没有必要同意在字面上表述为各口并各地方”[4],与此观点相反的是,时任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表示“按照条约规定,对于英国人民是不允许在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租赁、购买或以赠送的形式接受土地或房产,以供教会或其他目的之用。”[5]不仅英国驻华公使态度如此,“所有官方的人员,不论中国的或外国的,都曾一致的否认根据这一条款把这项特权扩张到内地去”[6]。

  之后中法于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对教士内地置产问题再次予以规定,该条约的中文本第六款最后一句为“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7]关于此句的来源及效力等问题如今中外已有定论[8],即使在当时,担任法国驻华公使的兰盟伯爵也承认:“毫无疑问,皇帝陛下政府及其全权代表葛罗男爵过去和现在只知道《中法北京条约》法文本(第六款)中有应归还教堂原有教产的规定,未规定有权获得新的房地产。即使条约中文本的有关条款存在不同之处,那么,他们事先并不清楚。我们应该以法文本为准。”[9]不仅如此,该条款中的“各省”与之前中英《天津条约》第十二款的“各口并各地方”在解释时存在同样的漏洞。时任两江总督兼上海通商大臣的李鸿章在此问题上就与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的意见相左,李鸿章认为“法国和约第十款所载买地建堂一节[10],只为在通商口岸而言,嗣后续增条约,亦曾言及各省二字,即指广东、福建、浙江、江南之通商各省。如当日立约有意该括此外省份,即应于各省下加增地方内字样。”[11]总理衙门对此给予了肯定,“查法约第十条租地建堂一事,原指通商口岸而言。其续约第六条虽有各省二字,并未载明内地字样”,并指责柏尔德密“总以续约内有各省二字执而不化”[12]。而柏尔德密则坚持“其原立第十款只为关系外国人在中国居住各事,未曾该括传教士等,至续增第六款载有任传教士等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等语,甚易了悉。”并反诘“今何以强为区别,若不准伊等买地为建堂并善举诸事,是与不准伊等在该处传教何异?”[13]

  关于“各省”的问题,清政府从签订《虎门条约》开始,就明确将内地和各通商口岸区分开来[14],对于这一点,各国驻华公使不可能不清楚。由此观之,法使柏尔德密只是想借机扩大天主教在华势力罢了,“对法国来说,在一切东方国家中最重要的利益一向是对天主教的保护”[15],并且“依靠传教弥补在商业贸易方面的不足”也是法国政府的一贯方针。[16]

  在与法方多次交涉之后,总理衙门被迫进行了妥协,于1865年2月20日照会柏尔德密“嗣后法国传教士如入内地置买田地、房屋,其契据内写明‘立文契人某某(此系卖产人姓名)卖为本处天主堂公产字样’不必专列传教士及奉教人之名。现已函致江苏李抚军查照办理。”[17]3天后,即2月23日致函李鸿章将上述协议告知以备时付阅,并由李转饬各地方。至此,柏协议达成,为有关传教士内地置产问题上中外所达成的第一份在效力上没有瑕疵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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