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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中国法治的马克思主义法学

——马克思主义法学探索之三

2017-08-30 13:28:19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王耀海

  作者简介:王耀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理学博士。

一、中国法治建设需要马克思主义法学支撑

  当代中国最主要的制度背景就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即在中国逐渐实现法治。就其一般性来说,法治是法律居于主导地位的治理状态。法治是一种国家治理状态,涉及方方面面,极为复杂。如何配制好各种法律因素以促成良性的治理,非常考验法治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现代法治建设影响极为深远,要求体现出深度的法律自觉。如果不能展现高度的法治能动性,就会在法治建设中出现较多失误。现代社会体系高度一体联动,一个环节的错漏往往导致其他环节的连锁反应。所以,法治建设必须高度审慎而且准确,才能避免由不必要的试错所可能带来的社会浪费甚至国家震荡。因此,必须深刻理解法律运动的规律并设计最适合本国法治建设的整体图式。特别是对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更需要作为法治推动力的国家展现高深的法治智慧,以切实推动法治建设。

  法治智慧首要由法学理论加以体现。建设什么样的法治,怎样去建设法治的各项目标,需要深刻理解法律及其发挥作用的不同体系化方式。因此,法治建设必然要在一定法学理论的指导下才能完成。如列宁所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P23)同理,没有法治的理论,也不可能有正确的法治实践。法治理论只要深刻而且彻底,就能抓住法治建设规律,就能够被民众所接受。

  从实践视角观之,法治建设需要法学支撑。以西方为例,资本主义法治建设是在其法学理论的支撑下才得以孵化并实现的。不论是自然法学、实证主义法学还是社会法学等诸多法学形态,显然都能在其法学覆盖范围内引导西方法治的建设。适应资本主义法治建设的西方法学理论,能否支撑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构?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学必须与使其得以立足的社会制度同质并进,才能产生同向指导力。显然,如果以西方法学指导中国法治建设,会产生错位社会制度的法学不对应。由此得出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法学才能支撑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深刻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2]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学,也应该体现这一根本标志。由法学支撑的中国法治建设,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资源呢?结合中国法治实践所需要的法学引导来审视,这一问题就转换为,建设中国法治应该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法学?而结合现实,马克思主义法学又怎样才能支撑起中国法治的建设?

  就法治本身来说,它分为不同种类,如古代法治与现代法治,东方法治与西方法治,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不同法治类型,显然需要不同的法学体系加以支撑。由此,就提出法治与法学相对应的问题。

  如果古代法治建设用现代法学去指导,恐怕不可能建成。而用中国古代的法学思维去引导现代西方法治建设,则更难以发挥出足够的法学功效。必须建立法治与法学的适切对应和承载,才能促使法学支撑法治。由此提出法学支撑力这个范畴,即法学对法治的对应与承载的性质和能力。其中,首先需要考察的是法学对应性。

  法学对应性,指法学适应法治建设需求的属性及其程度。法学对应性显示了法学与法治的正相关:法学对应程度高,意味着其法学理性更加符合法治需求,由此促进法治建设的效用相应就大;反之则小。关键在于法学认识是否能够匹配法治建设。高度匹配法治的法学,可以占据法学主导地位并且据此展现意识能动性,以促进法治建设稳固推进。相反,低度匹配法治的法学则难以有效促进法治建设,当然就会被排斥到边缘甚至被封杀。

  法学对应性,实质上强调的是法学与法治在性质与方向上的契合。法学与法治性质相合,才能同向共振,打开聚力通道而形成合力效能。法治需要什么样的法学与其对应,根本在于其法治性质与体系化要求。法治性质又根源于其得以立足的社会制度。匹配法治的制度基础的法学,能够产生制度加乘效应,可以有效凝聚法治合力而促进法治建设。法学错位法治的制度性质,则会产生制度排异,不仅不能凝聚推动力以促进法治建设,反而会催生离心力并阻碍法治建设。

  根本而言,法学对应性主要涵盖法学对应制度性质、法学对应制度阶段和法学对应制度基础催生的法治趋势三方面。就具体对应来说,法学应该与社会制度性质内在一致、找到法治建设的社会支撑力量、设计符合制度阶段和法治趋势的抽象法治体制。就法治本身来说,法学对应性体现为:认识基于制度基础的客观法治体系、设计实现客观法治的制度路径、根据制度趋势描摹未来法治图景以引导法治趋优建设。由此判断,契合上述几个层面的法学,能够满足法治建设的对应性要求,也就是对应性高的法学。否则,法学对应性就需要调整甚至否弃。

  法学对应性意味着法学的根本要求,一定要紧密匹配法治的制度基础。仅有方向上的契合,还只能在法哲学层面上排布法学合理性,更具有直接意义的是提出系统化的法学措施。而它们在理论上展现出相应的承载法治具体建构的能力,即法学承载力。仅仅有对应性的部分,某个法学还只是在方向上保证法治建设;只有具备足够的法学承载力,法学才能具体促进法治建成。如果说法学对应性是其根本,则法学承载力就意味着对法治具体建设的塑造能力。只有具备足够的具体建设支撑能力,法学才能在系统化之后,有效支撑起法治的建构。需要强调的是,在法学承载力的实现过程中,在非根本的直接范围内,甚至可以嫁接其他性质的法学技术而实现自体优化。如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可以借鉴西方某些司法技术来为自己服务。而这就为集合其他性质的法学技术,进而为本国法治建设服务提供现实可能,也是法学具体承载法治建设要求的内在需要。

  法学承载力主要包括构建良法与推行良法两个基本方面,具体表现为设计法治基本原则、法律分类能力、认识良法能力、建构良法能力、组织良法实施的社会力量、法律实施技术和法律实施保障。如果上述各层面都表现出强大能力,则法学承载力就强。由此也提示出法学承载力强弱的判断方向和标准。

  法学对应性意味着法学与法治的方向对应,而法学承载力则是法学在能力上对法治的具体支持。从对法治的影响力角度来看,法学对应性高于法学承载力,法学承载力具体表现法学对应性。法学对应性意味着法学的根基方向,而法学承载力则提示出法学对法治的直接促进作用。法学方向,意味着法学意识的论证方向和朝哪个方向推进法治建设;而法学能力是法学意识具体承载推动法治建设的能力。法学方向是在外围对法治的大方向框定,而法学能力则是在内围直接促进法治建设。法学方向与法学能力分别代表着法治应该朝哪里走,具体怎么走。由此,考察某个法学是否具有足够的支撑力,从其法学方向和法学能力入手才能科学有效地分析。

  同时具备法学对应性和法学承载力的法学,能够有效促进一个国家的法治在符合社会制度本性的前提下不断具体化地展开,并逐渐实现法治建设目标。以此为据,中国法治建设需要什么样的法学来对应和承载呢?这个法学应该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本性内在契合。悖反社会主义制度本性的西方法学,必然难以成为对应中国法治的正位法学。因此,这个法学应该是社会主义法学,即在比对资本主义法学中检视出社会主义法学的特性。只有社会主义法学,才能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要想保证法学的社会主义本性,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法学理论基础。对法学来说,理论基础将框定法学思维的生长方向和法学大略的基本限度。马克思主义指导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而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又将直接引导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从而呈现以法治为核心指向的差级指导。藉由这种理论传递可知,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保证促进法治建设的法学稳定保持社会主义性质。

  在大方向确定之后,法学承载力是具体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来说,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承载力更为关键。契合社会主义法治本性的社会主义法学,也应该在性质定位基础上,有具体承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能力。其具体能力包括设定大方向的法律规则体系以确保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同时又能够形成具体化的规则合力,以促进中国法治的具体实现。因此,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法学,必须同时具备相对独立的法学承载力。适应中国法治建设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既要有对应社会主义法治的本性方向,更要有具体承载法治建设的能力。马克思主义法学具有强烈适宜的法学对应性和法学承载力,是真正能够支撑中国法治建设的法学形态。而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法学即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人类实践中成为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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