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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驳“人性恶是法治基础”的观点

2016-10-12 16:41:08 《法学杂志》 郭忠

  一、问题的提出:传统性善论阻碍了中国法治吗?

  随着文化热在中国的兴起,文化对政治、经济以及法律制度的影响开始得到重视和研究。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予以成功勾连,为中国学者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从文化角度探索不同法律制度的文化因素,也构成了不少学者的学术路径。在这种思潮中,为什么西方近代以来走上了法治之路,而中国为什么长期以来盛行人治,人们也开始从文化角度寻求成因。一种影响广泛的声音认为,法治奠定在一定的人性认识基础之上,西方走上法治之路和西方的性恶文化有关,而中国始终徘徊在人治社会和性善文化有关。有的学者甚而进一步得出结论:“性善论误尽了中国法治。”[1]在这股思潮中,台湾著名学者张灏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题为《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的论文对大陆学者影响巨大,张先生以幽暗意识来表达人们对人生和宇宙阴暗面的认识,在他看来,基督教所存在的幽暗意识造成了基督教传统重视客观法律制度的倾向,而这种倾向也带来了近代自由主义者对权力的警觉。而中国儒家虽然也存在幽暗意识,但始终没有淹没它基本的乐观精神,人们相信,既然人有体现至善,成圣成贤的可能,政治权力就应该交在体现至善的圣贤手中,让德性与智慧来指导和驾驭政治权力。这也就是为何中国传统开不出民主宪政的部分症结。[2]

  或许是受张灏先生影响,一些学者运用其理路,但采用了更为简单直接的语词,用人性善恶作为分析的依据,通过中西比较的方式,得出法治的人性基础为人性恶,从人性善中开不出法治的似是而非的结论。他们将人性恶和人性善作了非此即彼的对立式处理方式,直接的结论必将是得出:人性善的观念阻碍了中国的法治进程,因此必须对传统性善论进行彻底的批判,才能肃清传统文化的流毒,奠定中国法治的人性基础。

  但是,性善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是中国人道德生活的重要理据,不可不慎重对待。笔者的疑问就是,难道人性善的理念真的和法治背道而驰,会阻碍法治的进程吗?本文认为,性善论较之性恶论更能和现代法治兼容,性善论并不否定现实中权力行恶的可能,只不过由于传统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条件的制约,无法萌芽出法治思想,只能依靠人内在的德性修养,发扬“内圣外王”的理想和儒家政治抗议精神,来实现对君主权力的约束。在现代中国法治发展的道路上,性善论可以从目的层面和实施层面为法治奠定人性基础,对法治建设发挥重要的作用。拒斥传统,并不能真正开出法治。

  二、性恶论(唯恶论)无法筑起法治的人性基础

  (一)西方法治论者并非主张人性唯恶

  虽然对于人性这一概念,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理解,或曰善性恶性,或曰理性非理性,或曰社会性自然性,但总之,强调的是人之为人的普遍性特征以及人与其他生物相比较的区别性特征。和自然科学不同的是,哲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都涉及到对人的内心世界的认知,无论是世界观、人生观的探索,还是社会规律、人文世界的研究,都需要对共同的人类内心世界的把握,以建立自身的理论基础。毋容置疑,人性的认识也构成了法律制度建立的观念基础。

  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法治是建立在怎样的人性观基础上呢?近年来,一些中国学者在研读西方法学著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法治的人性基础是人性恶”的观点,从而否认在“人性善”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可以生长出法治。如有学者认为,“纵观古今中外的政治、法律学说史、制度史,钟情于理想的人性,却屡屡事与愿违;而在对人性从根本上持悲观态度的性恶论基础上,却建立起了民主法治的宪政大厦”。[3]西方民主法治纯粹是在性恶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观点符合事实吗?

  首先,我们需要对性恶论的含义进行一个界定。“性”乃原始的存在于本性中的倾向,外在的善恶表现可能并不来自于本性。凡没有外界的压力,纯粹出自本性的表现如果只是为恶的,就是性恶;如果出自本性的表现如果只是善的,就是性善。如果没有外在的压力,出自本性的表现是善恶皆有的,则不能称之为性恶论。因为,性恶论主张的是人性中只有恶的倾向,而没有善的自觉的苗头,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性恶论实际上是一种唯恶论,而西方法治主义者大多不是这种意义上的性恶论者。

  我们先从古希腊最早的法治论述开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希腊法治理论最重要的贡献者。柏拉图通常被认为是人治论者,其实柏拉图既主张人治,也主张法治,在不同的情况下,他主张采用不同的治国方法。在《政治家》篇中,柏拉图认为最好的统治形式是人治,但这仅仅是当存在着睿智、公正以及掌握了统治技艺的统治者时才可行。然而,当找不到这样的统治者时,法治则成为第二等好的统治形式,它也是最为现实可行的。柏拉图认为,法治来自人们对统治者品行的怀疑,“人们确实感到,这样一位拥有绝对权力的人一定会运用他的权力来伤害他的私敌,把他们都铲除掉。……人们只好聚集起来,制定成文的法律,尽快追踪那正逝去的真正的政制”。[4]在柏拉图看来,法治尽管束缚了统治行为,使其无法尽善尽美,但它是人性堕落状况下的现实需要。他认为,一个人依照成文法律来治理,是六种统治形式中最优秀的。[5]柏拉图在其晚年的《法律篇》中更是详尽地勾画了他的法治蓝图,高度赞扬了法治,把统治者称为“法律的仆人”。他说:“在法律服从某种其他权威,而它自己一无所有的地方,我看,这个国家的崩溃已为时不远了。但如果法律是政府的主人并且政府是它的奴仆,那么形势就充满了希望。”[6]在柏拉图主张法治的时候,他确实强调了统治者滥用权力、堕落腐败的现实状况,但他是否主张人性恶呢?柏拉图对人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理想国》之中,书中他借苏格拉底之口,指出人的灵魂中有三种构成要素:理智、激情和欲望,如果三者在理智的领导下,协调一致,各司其职时,则将实现正义、智慧、勇敢和节制四种美德。柏拉图并没有断言人性是善还是恶,但是从其表述中,可以推断,柏拉图的人性观中,善恶因素皆有,正义的人是理智起主导作用的人,不正义的人则是欲望起主导作用的人,现实中人的正义或不正义是来自灵魂中不同因素主导的结果。柏拉图不主张人性唯恶,但同样得出了以法律来约束权力的法治主张。

  亚里士多德是比柏拉图更为坚定的法治主义者,他完全否定了人治的可能,同时较柏拉图更为完整地阐述了法治思想。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也是从人性角度论证法治的必要性,他说:“法律绝不会听任激情支配,但一切人的灵魂或心灵难免会感受激情的影响。”[7]他还说:“崇尚法治的人可以说是唯独崇尚神和理智的统治的人,而崇尚人治的人则在其中渗入了几分兽性;因为欲望就带有兽性,而生命的激情自会扭曲统治者甚至包括最优秀之人的心灵。法律则是摒绝了欲望的理智。”[8]亚里士多德突出了人性中欲望和兽性因素的存在,但是否主张人性恶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是将人和动物进行比较来认识人性的,他认为,生命活动为植物、动物共有,但人的生命的特殊性在于“有逻各斯的部分”。[9]正是因为灵魂中理性的存在,人才能追求德性的完善。他说:“人的活动是灵魂的一种合乎逻各斯的实现活动与实践,且一个好人的活动就是良好地、高尚地完善这种活动。”[10]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正是因为灵魂中逻各斯的存在,人才产生了好坏、善恶之分。但亚里士多德同时又重视非理性因素对人性的影响,他认为,逻各斯“无力使多数人去追求高尚和善”。[11]他认为对人性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社会,人在本性上不能脱离城邦,因为“人类天生就注入了社会本能”。正是城邦社会使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和其他动物比较起来,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具有善与恶,公正与不公正以及诸如此类的感觉”。[12]由此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虽然突出了人性中欲望、激情等非理性因素,但同时又主张理性和社会性对人性的塑造。显然,人并非本性为恶,而是善恶皆有。

  英国思想家洛克(JohnLocke)是开启近代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最重要的思想家。在《政府论》中,洛克通过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的理论假定,确立了政府保护人民自然权利的目的。他认为,为了实现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政府权力便需要受到制约,这种制约主要依赖法律。洛克说:“立法或最高权力机关不能揽有权力,以临时的专断的命令来进行统治,而是必须以颁布过的经常有效的法律并由有资格的法官来执行司法和判断臣民的权利。”[13]在洛克看来,如果政府拥有绝对的专断的权力,或者没有以经常有效的法律来统治,就会违背了社会和政府的目的。在洛克的理论思路中,确实怀着对权力的深深怀疑和恐惧。他说:“如果以公众的集体力量给予一个人或少数人,并迫使人们服从这些人根据心血来潮或直到那时还无人知晓的、毫无约束的意志而发布的苛刻和放肆的命令,而同时又没有可以作为他们行动的准绳和根据的任何规定,那么人类就处在比自然状态还要坏得多的状况中。”[14]这一对权力的恐惧还体现在他对于分权的制度设计中,他认为,“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的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15]洛克看到了人性经不起权力诱惑的弱点,这当然是其主张法治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洛克主张人性恶吗?作为经验主义哲学奠基人的洛克并不主张人存在着先天善恶的任何观念,他主张的是心灵白板说。在《人类理解论》中,洛克说:“我们可以假定人心如白纸似的,没有一切标记,没有一切观念,……他在理性和知识方面所有的一切材料,都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可以一句话答复说,他们都是从‘经验’来的。”[16]所以,洛克对人性的考察是通过抹去特定社会经验的自然状态下的人来进行的,因为这才能看到更为普遍的人性。在《政府论》中,洛克引用胡克尔的话表明,人类互爱义务的基础在于人类自然的平等,正义和仁爱的重要准则都是由此引申而来。洛克还认为,自然状态是自由状态,却不是放任的状态,这是因为理性自然法教导着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17]对自然状态下形成的人性,洛克始终抱有乐观的态度,即它一般不会是一种战争状态,理性自然法始终指导着人类。同时,洛克对自由的推崇也来自他对人性的乐观心理。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洛克决不是人性恶的主张者,相反他更强调自然状态下人类理性带来的性善的一面。

  另一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尽管没有系统地论述法治思想,但他分权学说中洋溢着法治的精神。他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为了保障这种法律自由,国家权力必须受到约束。他认为,政治自由只有在国家权力不被滥用的时候才存在。“但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这句话通常是被一些学者拿来证明孟德斯鸠的性恶观的,但这句话根本就不是孟德斯鸠对人性的断言,他只是从经验上强调了权力容易被滥用,并无关人性如何。更何况该句话后面还跟了一句:“说也奇怪,就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18]显然,无界限地运用权力不仅可能来自恶意,也可能来自善意。因此他才说品德本身也需要界限。从《论法的精神》中我们看不到孟德斯鸠对人性恶有丝毫主张。

  在另外一些主张法治的思想家那里,我们甚至还看到以人性善作为法治基础的例证。法国思想家卢梭(Rousseau)主张法治,他说:“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无论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就称之为共和国,……一切合法的政府都是共和制的。”[19]在他看来,共和国的法律应当超越一切人之上,所以他才说“法律的对象永远是普遍的”。[20]但卢梭的人性观却是人性善。他主张自然状态下的人尽管不知道善恶,却存在着天然的怜悯之心,只是进入了不平等的社会状态后才改变了天然的善良本性。卢梭对体现公意的法律之正确性的信任,正是来自对人性的信任。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既是法治国的主张者,也是一位性善论者。康德认为,“国家是许多人依据法律组织起来的联合体”。[21]在康德看来,国家的任务是通过法律给与公民一个自由的空间,并对此加以协调和保障。为了防止形成专制统治,康德要求立法权、执行权和司法权分立。立法权必须属于人民,如果把立法权交给政府的行政机关,就会导致暴政。司法权由选举产生的公民担任,由符合宪法规定的执行法律的人员构成。康德对法治国的主张意味着他主张人性恶吗?并非如此。康德认为,人的本性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人是感性的存在物,因而必须服从自然律,因此没有自由。但另一方面,人又是理性的存在物,能够认识到道德律的存在,从而可以摆脱自然律的支配,通过自律来获得自由。这样,人的自律纯粹来自于人的理性本质和自由意志,而非感官经验或法律强制,这就提供了人的道德行为的可能。康德相信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虽然有着追求感官刺激和现世幸福的自然需要,但终究可以超越感性的经验世界,遵循道德律来实现人的自由和尊严。康德对人性的乐观态度说明他是一位建立在人的理性本质论上的性善论者。也正因为主张性善,康德才主张道德的可能以及天赋的自由。[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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