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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儒家化”与魏晋以来的“制定法运动”

2016-08-02 13:14:43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楼劲

  相较于秦汉时期的状况,魏晋定型的《律》、《令》体制已经发生了重大转折。中、日学者在这方面已有长期的研究和丰硕的成果。近年以来继续对此展开的探讨,如富谷至先生的《晉泰始律令への道——第一部 秦漢の律と令》、《晉泰始律令への道——第二部 魏晉の律と令》二文[1],已使学界对这个转折及其相关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笔者也有《〈格〉、〈式〉之源与魏晋以来敕例的编纂》一文[2],讨论了《晋故事》以来各种敕例集的不断编纂及其对当时法律体系的影响,认为其体现了一种尽可能对制敕、敕例加以约束的倾向,贯穿了强调《律》、《令》作用和地位的内在精神,既可视为唐代《格》、《式》的“形成前史”,又可说是魏晋《律》、《令》体制完成重大转折所致的基本趋势,乃是反映自来“制定法运动”持续兴起的重要表现。[3]

  有理由认为,这种持续而根深蒂固地强调《律》、《令》作用和地位的倾向,并不止是魏晋以来法制发展的成果,也应视为魏晋时期《律》、《令》相继完成法典化,并且引出《晋故事》编纂等一系列事态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探讨这种倾向究竟如何发生和发展起来的问题,也就关系到了魏晋法律体系相对于秦汉时期的转折,关系到了魏晋以来法制演化的根本走向,构成了法史学界不能不予以关注的重大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西晋《律》、《令》观及其前提

  着眼于制定法运动的发展来综观魏晋时期的立法,其最为突出的事态是:先有曹魏对《律》体的整顿,使《新律》的法典性质得以空前凸现而臻于成熟。继而则是西晋泰始《令》体的改变和法典化,另又编行《故事》与《律》、《令》协调发挥作用,以保障新《律》、《令》的稳定性和严肃性,约束各种制敕和敕例对此的冲击。如此表现出来的进程,表明当时的立法活动中,业已持续涌动着一种明显的制定法自觉和实践,遂使整个法律体系的发展逸出了秦汉以来因循的轨道,也以此展示了一个延续至隋唐而波澜迭起的制定法运动的开篇。

  这样的事实,本身就表明魏晋时期的君臣上下,已对法典的性质、作用和地位,有了远较以往深刻的认识;也体现了当时朝廷极欲以法典来统一指导刑事和其他各项行政活动,相应则以各种敕例居于其下来发挥作用的努力。以下无妨先来考察西晋泰始《律》、《令》施用之后的有关事态,以证时人对其性质的新看法,在此基础上,严守《律》、《令》和强调其在整套法律体系中无可比拟的作用和地位,在当时确已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趋势。

  《晋书》卷三○《刑法志》载惠帝时政出群下,各立私情,每多“临时议处之制”,遂致刑法不定而狱讼繁滋,遂有大臣上表力陈遵守《律》、《令》的必要,其事其论相当典型地体现了当时业已基本定型而得公认的儒家化法律观及其影响。

  其载当时尚书裴頠先表陈之有曰:

  夫天下之事多塗,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扰,赖恒制而后定。先王知其所以然也,是以辨方分职,为之准局。准局既立,各掌其务,刑赏相称,轻重无二,故下听有常,群吏安业也……刑书之文有限,而舛违之故无方,故有临时议处之制,诚不能皆得循常也。至于此等,皆为过当,每相逼迫,不复以理,上替圣朝画一之德,下损崇礼大臣之望。臣愚以为:犯陵上草木,不应乃用同产异刑之制。按行奏劾,应有定准,相承务重,体例遂亏。或因余事,得容浅深。

  此奏借“先王”而言时制,说明了泰始《律》、《令》已定“准局”而“刑赏相称”的局面,据此表达了对当时有法不依而辄别奏议处之习的痛心疾首。特别是裴頠概括这类做法的危害,“上替圣朝画一之德,下损崇礼大臣之望”,其语显然蕴含了新《律》、《令》性质已不同往常,因而特须强调严格准此执行的意思,令人对其究竟为何“崇礼大臣”,怎样体现了“圣朝画一之德”的问题产生悬念。

  《晋志》续载其时刘颂为三公尚书,亦针对裴頠所痛心者而上奏:

  臣窃伏惟陛下为政,每尽善,故事求曲当,则例不得直;尽善,故法不得全……古人有言:“善为政者,看人设教。”看人设教,制法之谓也。又曰“随时制宜”,当务之谓也。然则看人随时,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轨既定则行之,行之信如四时,执之坚如金石,群吏岂得在成制之内,复称随时之宜,傍引看人设教,以乱政典哉……又《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法吏以上,所执不同,得为异议。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当奉用《律》、《令》。至于法律之内,所见不同,迺得为异议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为驳,唯得论释法律,以正所断,不得援求诸外,论随时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4]

  此奏大意是泰始《律》、《令》已“看人设教”而“随时制宜”[5],体现了当世政治与教化的基本准则,故须强调“法官守局”而“奉用《律》、《令》”。其中建议的“依附名例断之”[6],适可与上引裴頠所述“体例遂亏”之语相证,说明《泰始律》确已集中通过《刑名》、《法例》篇的规定而通体贯彻了“圣朝画一之德”。

  《晋志》后文又载刘颂此奏下达公卿集议时,汝南王亮奏议有曰:[7]

  夫礼以训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实由之。若断不断,常轻重随意,则王宪不一,人无所错矣……周悬象魏之书,汉咏画一之法,诚以法与时共,义不可二。今法素定,而法为议,则有所开长。以宜如颂所启,为永久之制。

  这里所说的“礼以训世,法以整俗……王宪不一,人无所错”,似已透露了“看人随时”以设其教的泰始《律》、《令》,及其所体现的“圣朝画一之德”,内核就是以礼为本,以法为用的礼、法关系准则和相关理念,其中所寓“崇礼大臣”等一系列法意,也就皆是其贯彻了这种准则和理念的表现。

  这三篇奏文在这一点上显然是完全一致的。其共同的背景,则是泰始《律》、《令》颁行以后,司法过程仍在汉代《春秋》决狱,“原情定罪”的惯性之下,常因追求“尽善”而求“曲当”,遂致动辄上奏议处而有法不依。故三人之奏,皆强调现行《律》、《令》已全面贯彻了先王、古人立法设教的基本精神,并以“周悬象魏,汉咏画一”,“信如四时,坚如金石”为喻,明确了其作为法典统一了司法标准的权威性,基此而提出了严格执法的建议。《晋志》载其结果是下诏准此定制,限制了法官动辄别奏议狱的做法。这又说明三人之奏的确代表了当时对泰始《律》、《令》所具特性的主流看法,才会被视为解决惠帝朝特定政治和法制问题的一种方案而予以落实。

  由此联系《晋书》卷三四《杜预传》载其撰《泰始律注》,奏之有曰:

  法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易见则人知所避,难犯则几于刑措。措刑之本在于简直,故必审名分。审名分者,必忍小理。

  其述法“非穷理尽性之书”云云,针对的也就是后来刘颂上奏所说的“事求曲当,故例不得直;尽善,故法不得全”。又《北堂书钞》卷四五《刑法部·律令十三》引杜预奏事有云:

  被敕以臣造新《律》事,律吏杜景、李复等造《律》,皆未清本末之意者也。

  当时法吏弄不清“本末之意”,也就是杜预注《律》之所以要说“审名分者,必忍小理”的原因。上引裴頠奏文中的“中才之情易扰,赖恒制而后定”;刘颂奏文中的“看人随时,在大量也,而制其法”;都是要明确这个道理。

  泰始立法以来的这些言论,所欲纠正的其实都是承汉来《春秋》决狱之风,司法过程每欲“尽善”,各家《律》注往往“穷理尽性”,以致“忍于小理”而把《律》、《令》条文束之高阁的状态。这当然不是要清除儒经或经学对于法制的影响,而是在强调这种影响现在已有了更为直接有效的方式,其说其论恰恰是以泰始《律》、《令》已贯彻了礼、法关系准则,体现了儒经所示法制原理为其前提的。除裴頠等人所述以外,上引杜预明言“例直禁简”的目的在于“刑措”,“刑措”即是古圣王用刑的根本目的,参与制定泰始《律》的杜预显亦以此为其宗旨;其所要求的“清本末之意”,显然也是以如何方得臻于刑措的“大道”来衡量的。《晋书》卷三○《刑法志》载张斐注《律》表上之,即阐述了当时公认的这个大道:

  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意善功恶,以金赎之。故《律》制生罪不过十四等,死刑不过三……以人得罪与人同,以法得罪与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齐其防;亲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礼乐崇于上,故降其刑,刑法闲于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叙,仁义明,九族亲,王道平也。

  现在已可明白,惠帝时期裴頠、刘颂等人要求严守《律》、《令》的倾向,实际上是与泰始立法已空前明确地贯彻了儒家化主题的事实分不开的,遂使各种类同《春秋》决狱而欲在司法过程中另求“曲当”的观点失去了根基,这才使要求严格“守法”、“守局”的主张占据了必要的道义高点而再难抗拒。进而言之,正是由于当时《律》、《令》历经曹魏、晋初定型以后,已基本完成了全面贯彻儒经所示礼、法关系准则的改造,也就在根本上扭转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法律主体部分与统治指导思想和儒经所示法理并不吻合的局面,撤除了因此而有法不依,另再引经据典来指导司法过程的合理性,从而使严格执行《律》、《令》这两部法典的重要性迅速突出了起来,也就在观念和实践上催化了法典在整套法律体系中的至上地位。

  在西晋时期的上述法律观中,杜预所述“措刑之本在于简、直”的看法,张斐关于刑罚简明方合“王道”的论点,显然并不形成于泰始《律》、《令》颁行之后,而是反映了一段时期以来对汉代法律滋繁之弊的深刻总结,其基本立场与《汉书·刑法志》所论极相吻合,可证其在魏晋立法之时必已存在。这就不能不令人意识到:这种《律》、《令》必须合乎“大道”并须具有相应形态的认识,不仅决定了强调《律》、《令》作用和地位,以至于进一步主张法典至上的倾向;且必参与决定了曹魏和西晋的立法,构成了推动其《律》、《令》形态进化,促致秦汉以来法律体系发生转折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在可能影响魏晋以来新的《律》、《令》体制定型发展的多个因素中[8],在考虑自来制定法运动兴起的原因时,对于陈寅恪先生提出,至瞿同祖先生正面论证的“法律儒家化”进程,亟应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上来重新看待。

  二、“法律儒家化”命题及其内涵和背景

  近年以来不少学者都对“魏晋以来法律儒家化”命题再作审视和讨论,其要是认为战国、秦汉法律已在不少方面体现和维护了儒家推崇的纲常伦理和等级差异,故就儒家学说对法律的影响或法律系统中的儒法相融进程而言,其起点当在战国时期,至秦汉而愈显露,再到汉武帝以来而大势已定。[9]

  这些讨论多少都含有质疑旧说的成份,且常利用新出简牍资料补正其中不足,在有些方面确可深化以往的认识。但也必须看到,无论把儒学对法律的影响提前至何时,其实都无碍于“魏晋以来法律儒家化”这个命题的成立与价值,因为即便是质疑者也无不承认,魏晋时期确是“儒家学说对法律渗透与改造”显著加速和深化的转折点,并突出地表现为《律》、《令》对儒经所示礼法关系准则和有关法制理念的全面贯彻。有必要代瞿同祖先生三复斯言的是:这一转折本来就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政治和制度越益深受儒家学说化染的基础上发生的,命名之为“法律儒家化”,可以说深刻揭示了魏晋以来法律相较于秦汉时期转折变化的要害所在。[10]

  自春秋晚期儒家形成以来,至战国百家争鸣而儒分为八,各家学说异同纷呈而交光互摄,各国各时期政治和制度所受影响来源多端,也各渗透了基于自身社会基础的伦理准则和等级差异,这种前提下自然只会有“儒家的影响”,而谈不上有什么“儒家化”进程。故严格说来,所谓“儒家化”,只能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的事情,只有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逐渐确立,才有各种政治过程和制度设置陆续被其整合和化染的进程,而其具体进度,自然又会因各时期儒学和各领域状况的不同而参差不齐。

  循此再加观察,较之官学、察举等先行的领域,法律在这方面显然是相对滞后的。《汉书》卷二三《刑法志》末载有班固关于汉刑狱滋繁之弊的长论,一再强调其时“礼教不立,刑法不明”;“疾未尽除,刑本不正”;亦即前文已着力陈说的“大议不立,遂以至今”之所指[11],故其提出的解决之方,便是要“清原正本,删定《律》、《令》”。

  与之呼应的观念和实践,如《晋书》卷三○《刑法志》载东汉章帝时尚书陈宠以儒经为范请定刑政,“谳五十余事,定著于《令》”;至和帝时宠为廷尉,又奏请删定《律》、《令》有曰:

  臣闻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即入刑,相为表里者也。今《律》、《令》,犯罪应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宜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应经合义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合为三千,与礼相应。其余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详除。使百姓改易视听,以成大化,臻刑措之美,传之无穷。

  此奏虽因陈宠不久得罪而未施行,其所阐释的礼、法关系准则和以“应经合义”来删定《律》、《令》的要求,正与班固所述同出一辙。

  这类议论,应当代表了东汉以来士大夫对汉兴二百余年法律体系所作的反思,其看起来针对的是汉初以来法律滋繁之弊,实则显然是要求进一步确立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影响渐大的“德主刑辅”原则,集中通过删定《律》、《令》来明确礼、法关系及法律体、用等一系列根本问题。

  据此即可断定,汉武帝以来儒学影响法律的程度,直至东汉仍很有限而不宜高估。特别是《律》、《令》的状态,在独尊儒术以来新形势下不断发展壮大的士大夫们看来,总体上是不合格的,亟待重新删定以全面体现和贯彻儒学推崇的统治原则和法制理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统治过程和法制领域积重难返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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