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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视角下的商鞅之“法”

2016-06-03 09:40:05 《法制与社会发展》 吴保平

  商鞅是先秦时代早期法家著名代表人物,也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围绕“农战”所制定和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不仅使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也为秦国后来统一六国夯实了基础。商鞅制定和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之所以能被贯彻落实并取得成效,靠的是“刑赏”的推动,而“刑赏”则是“法”得以实施的重要手段。换言之,“法”既是具体的法令、政策,也是商鞅政治思想的理论核心或核心理念,又是“农战”和“刑赏”的内在规范。因此,在法哲学视角下审视并反思商鞅之“法”[1]的含义和目标,有助于理解商鞅政治思想的要旨,并为当前的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借鉴。

  一、商鞅之“法”的含义

  《商君书》中,有关“法令”、“法制”以及“法”的表述非常多,比如:“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1}131“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1}130,“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1}144;等等。从基本语义层面分析,商鞅所描述的“法令”、“法制”和“法”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法律、禁令。商鞅所制定的一系列有关农战的奖惩措施,就是比较具体、明确的法律、禁令,如《垦令》中颁布的20条垦荒法令。同时,商鞅对“法”也有明确的定义,即“法者国之权衡也”{1}83。这一概念从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层面道出商鞅之“法”的含义,即“法”不仅是一种理想的治理国家、组织社会、建立秩序的政治原则、路线和方略;而且又具有“使法必行之法”的深层意涵—制定相应制度以保障“法之必行”并最终实现天下大治。正因如此,商鞅所主张之法律的规范性、公开性、公平性、通俗性等特征{2}42-44才得以凸显,他的一系列政治原则、路线和方略也有了可以实施或实现的载体。

  (一)政治思想层面的含义—使“法之必行”

  在政治思想层面,商鞅之“法”指的是一种理想的治理国家、组织社会、建立秩序的政治原则、路线和方略,体现了商鞅系统而完备的法治思想理论。较之基本语义层面上的“法”,政治思想层面上的“法”更能凸显商鞅政治思想的特质。在《商君书》中,商鞅将其表述为“缘法而治”{1}130、“任法而治”、“以法相治”{1}137、“垂法而治”{1}61等,意指依靠法律的强制性和规范性来约束臣民乃至君主,达到国富民强的目标,并最终实现天下大治。就此而言,商鞅之“法”是对《管子》“以法治国”[2]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即“以法治国”作为商鞅之“法”的深层结构,其含义主要是:“明主治国,惟法是视,不仅要立法创制,而且要坚守法令度量,做到动无非法,依法赏诛而不阿贵不遗贱。”{4}2亦如有学者所言:“法家政治哲学,有一个共通的原则,便是认定‘法’为一切之规范,为治国之张本。”{5}4同样,在政治思想层面商鞅之“法”也以此为“张本”,并通过“法的统治”将其实现。

  政治思想层面的“法”,即商鞅的法治思想包含了“以法为治”,“生法者君也”,“法之必行”,“救世、富强、致治、尊君”等四大互相关联的要义。{4}8其中,“法之必行”是商鞅法治思想的关键;无此,即使有法可依,也难以实现“救世、富强、致治、尊君”的政治理想。那么,商鞅如何使“法之必行”呢?

  其一,要使“法之必行”,必须使所颁布的法律、禁令取得公众的充分信任,即具有公信力。商鞅认为,“法在推行和严格执行过程中是一个严肃性、权威性和有效性的诚信问题。这是迈向‘法治’最为关键的一步,因为这事关法律的威慑力。一旦身处上层的权贵破法不罚,身处下层的民众就难以建立起对新法和国家的信赖”。{2}43《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正说明这一点。同时,商鞅也道出了新法乃至国家获得公众信赖的重要性,“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1}82;“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敌矣”。{1}65

  其二,要使“法之必行”,必须保证所颁布的法律和禁令完全公开、通俗易懂。商鞅主张公布成文法,并在《定分》篇再三强调其“法”要“明白易知”;同时,又主张“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以利于法律、禁令的普及,使妇孺皆知。因此,“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1}146可见,完全公开、通俗易懂的法律、禁令,不仅是“法之必行”的前提,也是实现万民自治的基础。从秦国“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6}71可以看出,普法教育的确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果。{7}74

  其三,要使“法之必行”,必须坚持法的公平性。商鞅将法的公平性视作“壹刑”,也就是司马迁所称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8}3291。商鞅对此的定义是:“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1}100-101在商鞅看来,“法之必行”的关键在于“上”和“贵”,只有自“上”、自“贵”行法,“刑无等级”才不致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商鞅将“法之不行”归于“自于贵戚”{9}205和“自上犯之”,并“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10}2231以惩太子犯禁之过。

  其四,要使“法之必行”,必须保证“权制断于君”。商鞅认为,权势只有集中在国君一人之手,所颁布的法律、禁令才具有威慑力,才能保证“法之必行”,才能顺利推行“法治”。他说:“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1}82对于国君而言,不仅要独揽大权、树立威势,还要“重信而不以私害法”,即做遵法、守法的表率,才能称得上“明主”,才能使所颁布的法律、禁令具有威慑力,进而推动“法之必行”;对于民众而言,“从令”是“尊君”的最好表达方式,因为“君尊则令行……民不从令而求君之尊也,虽尧、舜之知不能以治”{1}130。

  (二)政治制度层面的含义—“为法置官吏”

  商鞅在《画策》篇指出:“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国皆有禁奸邪刑盗贼之法,而无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1}109他认为,要使“法之必行”,除所颁布的法律、禁令应具有规范性、公开性、公平性等特征外,还应有“使法必行之法”以及“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作保障。那么,“必行之法”以及“必得之法”中的“法”指的是什么呢?

  在商鞅看来,实施“为法置官吏”制度,就是“使法必行之法”以及“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在《定分》篇,商鞅详细论述了“为法置官吏”制度的方法、目标和意义。他认为,从中央到地方统一设置法官、法吏,既可达到“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的普法目的,又可形成“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的人人守法的良好社会秩序,还可杜绝类似于“天下之吏民虽有贤良辩慧,不能开一言以枉法。虽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铢”等违法、贪腐案件的发生。{1}144同时,该制度又以“重刑”作保障,即对知法犯法的法官、法吏施以严酷的刑罚,用商鞅的话来说就是“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依此观之,商鞅首先是要在臣与民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从而营造一个人人知法、人皆守法的良好的社会秩序;其次,这种机制和社会秩序的形成之时,也就是万民自治、天下大治之时。所以,商鞅所指“必行之法”的“法”既是一种制度的支撑,也是在这一制度支撑之下的法治的根本精神和价值的体现。虽然这一制度是在“重刑”的保障下实施的,但是仍对法治社会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商鞅之“法”在制度层面的深层意涵也正表现在于此。

  总之,商鞅之“法”的含义,除在基本语义层面泛指法律、禁令外,在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层面指的是一种治国方略、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即“法治”。其中,“法之必行”是“法治”思想得以实施的关键,而“法之必行”除需要以法律的规范性、公开性、公平性及“权制断于君”为前提外,还需要有“使法必行之法”即相应的制度作保障。

  二、商鞅之“法”的目标

  商鞅之“法”的目标可以分为两个层级,第一层级目标是实现“富国强兵”,第二层级的目标是实现“天下大治”。第二层级的目标建立在第一层级目标的基础上。在商鞅的政治规划中,这两个层级的目标都以“法”为前提,以“壹赏”、“壹刑”、“壹教”为目标原则加以实现。

  (一)商鞅之“法”的目标

  商鞅之“法”的目标分两个层级逐步推进,第一层级的目标是由“法”致“强”,即实现富国强兵;第二层级的目标是由“法”致“治”,即实现天下大治。商鞅除重“法”、祟“法”、行“法”外,还是十分注重“力”和“刑”的作用,认为“力”可实现富国强兵,并将“农战”作为实现“富国强兵”目标的主要途径,极力倡导。故而,他说:“故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1}60并在《农战》篇再三强调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故诸侯挠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1}20,22,24同时,商鞅的“农战”又是靠“法”推动的。以“法”推动“农战”,通过“农战”实现“富国强兵”,商鞅之“法”第一层级的目标在此架构下得以实现。“力”除了能使国家强盛、君主有权势和威望外,还可使全国乃至全天下形成一种道德风尚,即“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1}82对此,商鞅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效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1}57也就是说,一国家之内用“力”和“刑”,可实现国内政治秩序的有序运行;两国同时用“力”,则国与国之间就会相互制衡,致战乱不发;所有国家都有“力”,道德就会蔚然成风,故此可“述仁义于天下”{1}82.在商鞅看来,“法”和“力”既可以实现国家强盛,也可实现天下的“大治”,并且这种“大治”状态是以国家的强盛为基础,以“德”和“仁义”为前提和表现形式的。这样,第二层级的目标也被商鞅设计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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