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分科学习 > 法学 > 学科简史 > 流派篇 > 

商鞅“法治”思想与中国传统社会治理

2016-03-03 15:08:49 《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1期 宋玲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从总体上而言是“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的模式,而“礼”、“乐”、“政”、“刑”各个治理工具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又不尽相同,在社会治理中所占的比重会随社会情势的发展而变化。其中,以“刑”为特色的中国古代的法治,曾经一度占据了社会治理的主流。即便后来“以法为治”的思想遭到儒家主流思潮的批判,但“法”作为“治世之具”,却再也没有从社会治理中退出过,所以,如果要了解传统的社会治理,就必须回到中国“法治”的源头。

  在中国历史上,商鞅是当之无愧的“法治”开创者。正是在他手中,“法”之一词被反复强调,他不仅构建出了一整套关于“法治”的理论,而且还亲自履践,在造就了一个强国规模之后,最终也“殉法”而亡。及其殁后,其法治理论和政治遗产还被一代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所继承,自然也伴随着巨大的争议,所谓“誉满天下,谤亦随之”。但无论毁誉如何,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后中国的“法治”道路,始终烙上深深的“商鞅”色彩。虽然时移世易,“法”或者“法治”的内涵古今岂止河汉之别,设若商鞅处今日之世,亦会以为今日之“法治”远非其所提倡之法治。[1]但是“信仰寻求理解”,[2]当我们对现代法治产生某种困惑时,追溯中国法治的源头,认真检视当年商君之法的得与失,探讨“法治”在中国语境中的独特内涵,对于我们理解当今中国法治之其然与其所以然、完善现代社会治理中法律的功能,无疑是大有裨益的,本文即为加深此一理解的尝试。

  一、商鞅的“法治”功业:中国早期社会治理的制度实践

  现在我们知道商鞅的事迹,主要依据《商君书》以及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的记述,前者是后者的主要材料来源。关于《商君书》的作者,虽仍有争议,但学术界最为常见的看法是此书原为商鞅遗着,当然在后人编纂或流传的过程中,掺入了一些其他法家的言论,但就思想的倾向而言,即便有些内容并非商鞅之作,也应该属于商鞅的思想体系当中。所以我们研究商鞅,依然以此两书为原始材料。商君的生平和功业,我们主要参考《商君列传》,而其思想内涵,则主要参考《商君书》。

  商鞅(约公元前390-338年),本姓公孙,生于卫国,少好刑名之学,求学于魏国,学成后带《法经》入秦,开始其政治生涯。商鞅变法持续了20年,几乎在各个领域中都有建树。在笔者看来,商鞅的“法治”功业可以从两个层次来讨论。一般而言,学界通常认为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功在“定法”和“行法”两端,即改法为律、扩大法律范围、以强力推行法治等,最终使得秦国国力大增,完成统一大业。然而,这些功业都是直观的、浅层次的表现,本文试图探讨商鞅在更深层面上的“法治”功业。这些“法治”功业正是商鞅实施社会治理的实践活动,促成中国早期社会的治理成果。

  中国传统法律的发展在早期经历了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历程。自春秋郑国子产“铸刑书于鼎”之后,各国开始陆续公布成文法,打破了早期法制的秘密状态。公布成文法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其过程还存在着争议和反复。正如梅因所指出的,世界上所有的古代法制系统都经过相应的发展阶段,这是一个普通的原则。

  在第一个发展阶段中,任意之裁决(即无共同原则之裁决)被利用来解决纠纷。这些裁决权被认为是神授的。经常宣告判决之人物为王或君主即天之人世代表。在第二个发展阶段中,贵族阶级(或别的特权集团)取代了王权,王之特权因而被降低为一种象征性之权威而已。此阶段即梅因所谓的“惯例法”( customary law)阶段,特权集团垄断了法律:明白法律的只有极少的那一些人,因此特权集团充当了法律之解释者、执行者以及维护者。不过虽然还有律令神授之观念,而且虽然特权集团仍自认为血统神圣,但是已无裁决权神授之观念。在第三个发展阶段中,即梅因所谓的“成文法”(codified law)阶段,法与道德分离了,法与宗教也不再混为一体。梅因认为此种意识只能在智力发展(mentalprogress)到了最高程度时才能出现。[3]

  回到中国的历史,商鞅变法之时正是中国古代法制处于梅因所界定的第三个阶段刚刚确立时期。如何才能保证“成文法”的公开性、独立性,将法与道德、宗教等传统彻底分离,这正是商鞅变法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商君书》第一篇“更法”是一篇辩论形势的文章,记载了秦国实行变法之前商鞅与守旧派围绕该不该变法,为什么要变法的问题展开的争论。这场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的辩论,反映了当时改革旧法创立一个新的法治体系是何等的困难,因为这意味着将法律从传统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规范领域。辩论的结果是商鞅的观点占据了上风,从此确立了变法的合法性。自此,法律成为国家实施社会管理的独立的规范体系,无需得到神意的支持或者道德的准许。商鞅变法通过系统化的法治体系,使得中国早期法律的发展从传统中完全独立出来,走上了独立、公开发展的道路。这对于中国早期法律彻底进入“成文法”阶段具有决定性意义。商子立治在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4]“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商君书·定分》)。成文法的独立性、公开性和普遍性自商鞅变法之时得以全面确立和彰显。而成文法正是社会治理中不可缺少的标准和依据。商鞅变法为中国早期的社会治理提供了系统的制度保障。

  因为历史传统、地理环境、经济结构等因素,秦国文化受到西部游牧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重功利、轻伦理、讲求实效,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和实用色彩。这与西周以来的传统礼治思想有着较大差异。在秦人的价值评价中,没有给道德伦理留下位置,而完全是以世俗的功利为标准,内心休养或道德的自我反省,在这里是没有必要的,需要的是对自我以外实际世界的探求和自身物质需要的满足,所以人们关心的是生产、作战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厉害,而不注意仁义之兴废、礼乐之盛衰以及道德之完善。[5]商鞅入秦进行变法,正是很好地研究和利用了秦文化的这些特点,一方面在变法中顺应了这种文化因素,通过变法把秦国带上了富强之路;更为重要的是,商鞅变法把西部游牧民族特有的文化因素融入到中华法律文明之中,丰富了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华民族早期的法律由此而注入了开放进取、刚健有为的新元素,这是尤为可贵的。西周以来的“礼治”在秦国被“法治”所取代,而此时的“法治”作为一种更为先进的社会治理模式具有统一、高效的优势。

  商鞅在20余年的变法生涯中,因坚持依法社会治理而得罪了不少权贵,最终虽然实现了裂土封君的心愿,但却因其法而身死族灭。商鞅以身立法、以身殉法,其法治功业不仅在于一时、一国,而且对中国社会治理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传统法律自商鞅变法进入了新的阶段,社会治理模式完成了以“法治”替代“礼治”的变迁。无论是当时的法家法治,还是后来的儒法合流,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二、商鞅“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理论源头

  商鞅的法家之学,并非自出机杼,而是其来有自。据钱穆先生考证,商鞅的行事,“则李克吴起之遗教为多……其变法,令民什伍相收司连作,此受之于李克之《网经》也。立木南门,此吴起债表之故智也。开阡陌封疆,此李克尽地力之教也。迁议令者边城,此吴起令贵人实广虚之地之意也”。[6]这更多是从事功方面来说的,即商鞅的很多变法或政治实践,是吸收了前人的成功经验。这可以看成法家实践之道。诚如王阳明所说的“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传习录》),这些实践最终融汇在其理论中,构成了商鞅法治理论的基础,进而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思想源头之一。

  商鞅的时代,正处在公元前4世纪时期,思想有趋向混合之势。商鞅并不是第一个变法的人,其先李悝、吴起诸子都已经开始了变法的历程,且变法很快带来了功效。胡适先生亦认为,“在变法已有功效的时代,便有一种变法的哲学起来”。[7]这种变法哲学主张承认历史的演变,并且用实际的需要和便利来做选择的标准,而破除先前的门户之见。也许在商鞅看来,孟子辟杨墨并无多少意义,而应当看是否有利于富国强兵,这在《商君书》中多有表现。当时社会治理模式的选择取决于效率和结果。

  当然这一哲学思潮的产生,除了受到变法功效的鼓舞之外,就学术本身而言,也有其演变的必然。胡适先生亦认为,“前四世纪与前三世纪之间的‘法家’便是三百年哲学思想的混合产物”。[8]简言之,“法”的观念,从“模范”的意义演变为“齐一人民”的法度,这是墨家的贡献。而法家注意“正名责实”,又和儒家“正名”相关。至于法家认为法治成立之后即可无为而治,又根源于道家的观念。道家强调“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实际上反面强调了百姓匍匐在权威面前的情形,法家的集权思想中,王者又何尝不是“以百姓为刍狗”?所以说“法家”思想为古代思想的第一次折衷混合,早期的法家,都带有混合的色彩,譬如慎到,即是道家化的法家;尹文子,即为墨家化的法家;而商鞅,也不免带有“杂家”的背景。考其三次见孝公时的言谈,可知他对各种学派的精髓都能掌握。而其法治理论,也正是站在前辈各派大师的基础上,参以自己的长期实践,最终成立的。

  既然如此,还能将作为传统社会治理的“法治”思想之“觞”归于商鞅吗?笔者认为这实有其现实和理论上的原因。

  首先,从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法律乃是伴随着城市交换经济的兴起而发展的,而这个经济基础在传统中国只有到了战国时才有可能。虽然城市此前也有,但直到春秋时期,城邑的规模还是不大的。如《左传·隐公元年》中记载“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叁国之一”;《战国策·赵策》中赵奢亦云,古时“城虽大,误国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这样小规模的城邑,“临事以制”是完全可行的,即便有立法,也并非国家生活的主流。春秋以前的城邑,如何兹全先生认为的那样“是居民点,是贵族住宅所在地,是宗庙所在地……春秋战国时期的城邑,逐步有了市,除政治性以外,慢慢有了经济意义。战国时期,商业成长起来,出现了一些大的商业城市……”[9]经济性大城市的出现和发展,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问题,即交换在经济生活中占有了重要的地位,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因之增强。何又认为,“随着手工业、商业的兴起,城市生活的出现,一个新兴的阶级出现了,他们多数仍然可能是氏族贵族的后裔,但他们的精神面貌已完全不是旧贵族,而是掌握知识有才能的新人。在新的社会实践中,他们的才华、能力受到培养和锻炼。他们思想活跃,有能力理解新事物,管理新事物。他们要求权力、要求登上政治舞台”。[10]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代表新经济的阶层,迫切要求改革,通过改革富国强兵,同时也成就自己。商鞅的法治理论也于此应运而生。“以法治国”的社会治理模式,正是改革所希望达到的一环。通过“壹刑”,剥夺贵族在法律上的特权,从而实际上提高了这些新兴阶层的地位。所有各国的改革或变法,都是新的有才能的人起来和旧的氏族贵族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这些有才能的人更多是在经济上能开拓、善垦殖的人,或者是有经济头脑的“贤人”,商鞅也是其一。若论身份,其不过是没落贵族之后,所谓的“卫之庶孽子”,但从其后来变法时发出的第一批法令—《垦草令》来看,其经济头脑当毋庸置疑,他正是适应时代变化的,能够掌握经济的大势的“贤人”。而商鞅变法打击面也是氏族贵族,其法令中明确宣布,“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芳华”(《商君列传》)。试想如果不是城市交换经济发展到一定的地步,城市的功能还停留在祭祀和贵族政治的地步,商鞅之辈焉能登上历史舞台,又何以创立系统法治理论,更何须实施更为有效的社会治理?当然,商鞅不过是一个代表,即便不是商鞅本人,处当时的时代,也会有法治思想的兴起和社会治理的更新,这乃是时代之必然。

分享到:
  • 欢迎,   已有0条评论
最新评论

学习网首页
思想理论
资    政
学习中国
党史党建
企业天地
科学技术
海外风采
综合专题
理论百科
干部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