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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中的信用委任及其在现代法中的继受

——兼论罗马法中的信用证问题

2015-12-30 13:37:18 《法学家》20014年第5期 徐国栋

  尽管至少有9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法典或债法典规定了信用委任制度,其中两个地区属于我国,但我们还是对它如此不知。2014年8月18日查“知网”(包括优秀硕士论文数据库和博士论文数据库),只有一篇切题文献。[1]而且该文献对如何运用信用委任制度的谈论不甚严谨,反映作者并未真正理解该制度。由于陌生,我国自清末以来的法律人遭遇外文文献中的“信用委任”字样时,有的搞错当事人,把“用自己之名义为自己计算”的主体设定为委任人(应该是受任人)。[2]有的错译名称,将之译为“信托”。[3]这样的状况是不合理的。本文拟开拓信用委任研究新领域为完善我国法制服务,并开创罗马商法研究(尤其是其中的罗马票据法研究[4])新领域,因为信用委任制度从属于罗马商法。[5]

  一、罗马法中的信用委任

  罗马法中的委任分为6种,即:1.为委任人自己专门的利益的委任;2.为了委任人和受任人共同利益的委任;3.只为受任人利益的委任;4.为委任人和第三人利益的委任;5.为受任人和第三人利益的委任;6.为受任人利益的委任。[6]其中的最后一种包含信用委任。

  这种委任包括3个子类型,优士丁尼《法学阶梯》提供了它们的实例:1.委任你把你自己的金钱投资于购买土地,而不是有息地贷出它们;2.委任你有息地贷出它们,而不是投资于购买土地;3.委任你对蒂丘斯贷款生息。[7]对于这3种案型,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给出的处理是前两种是忠告,不发生债。第三种是信用委任。它之所以被定性为是为了受任人利益的,乃因为作为贷款人的“你”获得了利息。当然,更重要的是,通过“你”的牵线搭桥,找不到贷款来源的蒂丘斯得到了贷款,这对他是一种利益。所以,把信用委任归类于“为受任人和第三人利益的委任”,可能更合适。

  信用委任包括三方当事人。其一是委任人,他是委托银行或其他私人贷款给第三人的人。其二是贷款人,他可能是银行业者,但也可能是普通的有闲钱者。其三是借贷人,他是实际取得委任人委托中间人借贷之款并加以利用的人。在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在委任人与贷款人之间存在保证关系,在委任人与贷款人之间存在委任关系,后者受前者之托并因信赖前者的信用向贷款人放款,如果借款人不愿或不能还款,委任人与贷款人之间的委任关系转化为保证关系,前者对后者承担保证责任。这样,在信用委任中就有委任、借贷、保证三个法律关系。而此等交易的发起人有委任人和保证人两个角色。正因为这样,在优士丁尼《学说汇纂》第46卷第1题的标题是“论保证人和委任人”,往往以同样的规则涵盖两者,如此做法只有在信用委任的语境中才可得解。

  但在信用委任产生之初,就它是否有效,罗马法学家之间存在争议。共和末期的法学家塞尔维尤斯·苏尔毕丘斯·路福斯(Servius Sulpicius Rufus,约公元前106-公元前43年)否定这种交易的效力,其理由似乎是它属于忠告。[8]然而,帝政初期的法学家萨宾[Masurius Sabinus,提贝留斯皇帝时期(14-37年)人]承认此等交易的效力。他采用的是因果关系论据:没有委任人的委任,受任人不会借钱给人。[9]言下之意是,受任人借出的钱收不回来了,委任人必须承担责任。后来的立法者采用了萨宾的观点,承认这种委任为信用委任(Mandatumpecuniaecredendae)。[10]由此,委任他人贷款生息者在受任人赔本的情况下要承担责任,而忠告者不承担此等责任。[11]

  萨宾关于信用委任有效性的意见发表于帝政初期,这证明那个时代有了这种交易并形成了规模。这种交易的目的在于在不在场者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非正式保证,以满足信用的要求并消除保证的缺陷。[12]此等缺陷为何?当事人双方都必须到场,按要式口约的方式订立保证合同是也。如此,不能亲自出席的人不能订立保证,造成不便。把委任与保证嫁接起来,由于委任的合意契约性质,等于是把要式口约的订约方式转化为合意契约的订约方式,不在场的人之间也可订立保证合同,由此增加了交易的便捷性,使信用委任适用于国际贸易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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