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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律文解释与近代的刑法法条解释之比较

——以《唐律疏议》与《中华民国新刑法判解汇编》为例

2015-08-25 13:47:48 《现代法学》2014年第5期 王立民

  以《唐律疏议》与《中华民国新刑法判解汇编》为例,对中国古代的律文解释与近代刑法法条解释的比较以后可以发现,它们有相似之处,具体表现为:刑法原则、罪名和刑罚等的解释十分相似。同时,在解释主体、解释结构和解释效力等方面存在相异之处。这些相似、相异之处还有自己形成的原因。形成相似之处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即相似的解释宗旨、解释技术。形成相异之处的原因也主要有两个,即相异的历史时期、相异的法制。经过这一比较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们的这种解释都源于中国古代的经学。从中亦可见,中国古代经学影响之深远。

  中国古代对律文解释的历史很悠久。秦的《法律答问》中已有对《秦律》律文解释的成分。以后,《晋律》所含的“注”、《唐律疏议》中的“疏议”、《宋刑统》里的“疏议”、《大明律集解附例》和《大清律集解附例》内的“集解”等等,都属于此类解释。《唐律疏议》是一部刑法典,由律条与“疏议”(即《律疏》)两大部分组成。“疏议”对律条作了较为全面、系统、完善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还对后世的律文解释产生过影响。本文以其作为古代律文解释的标本。《中华民国新刑法判解汇编》{1}是对1935年颁布的《中华民国新刑法》法条判解的汇编,由刑法的法条与“判解”两部分构成。“判解”中又有“理由”和大理院、司法院、最高法院的“判”、“解”合成。其中的“判”即是判例,“解”即是解释例。它是当时同类著作中的佼佼者,不仅当时最高法院庭长叶在均、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郑烈都为其分别作了“叶序”和“郑序”,而且法学家居正、覃振、焦易堂、谢冠生等均为其题词。本文以此著作为例,与《唐律疏议》作些比较,可以窥视中国古代的律文解释与近代刑法法条解释的一些情况。

  —、相似之处

  中国近代刑法的法条解释、与古代的律文解释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并突出表现在对刑法原则、罪名和刑罚等方面的解释,而它们又是刑法解释内容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里以《唐律疏议》与《中华民国新刑法判解汇编》为例。

  (一)刑法原则解释的相似之处

  在中国古代的律文解释中,有对刑法原则的解释,中国近代的刑法解释中也有这种解释。它们成为中国古、近代刑法解释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有相似之处。

  《唐律疏议》对刑法原则作了充分地解释。这一解释主要分为三条不同途径,第一条途径是以当时反映主流思想的儒家经典为依据,对确立的刑法原则进行解释。儒家思想是当时的一种主流思想,受到国家的弘扬,以其作为解释依据很具权威性。对“老小及疾有犯”原则的解释就是如此。这一原则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此条“疏议”引用《周礼》的经句对这一规定作了解释。“依《周礼》:‘年七十以上及未老龀者,并不为奴。’今律:年七十以上、七十九以下,十五以下、十一以上及废疾,为矜老小及疾,故流罪以下收赎。”[1]经过这样的解释,此律条原则背后的理论基础便昭然若揭,其制订的依据也十分明确了。第二条途径是以成理为依据,对确立的刑法原则进行解释。这些成理已被长期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也为大家所接受,以其作为解释的依据也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对“犯罪未发自首”原则的解释就是如此,这一原则规定:“诸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原其罪。”《唐律疏议》对这个原则的解释就是用了成理。“过而不改,斯成过矣。今能改过,未首其罪,皆合得原。”[2]其中的“过而不改,斯成过矣”就是一种成理。有了这一成理作依据来进行解释,这一刑法原则就易被人们所接受和理解了。第三条途径是以常识为依据,对确立的刑法原则进行解释。常识为大家所熟悉,被认为是正确的。以其来解释刑法原则也具有权威性,易被大家所认可。《唐律疏议》中有刑事附带行政的制裁方式“除名”等。在“除名”的规定中,有这样的内容:“诸除名者,官爵悉除,课役从本色,六载之后听叙,依出身法。”这里“六载”的计算就与时间统计的常识相关了。于是,此条“疏议”就举例对这“六载”的起始计算、每年天数的合算都作了解释。“称六载听叙者,年之与载,异代别名,假有元年犯罪,至六年之后,七年正月始有叙法,其间虽有闰月,但据载言之,不以称年,要以三百六十日为限。”[3]有了这样的解释,人们对“除名”这一原则规定的理解便更清晰了。可见,《唐律疏议》通过多种途径解释刑法原则,使阅律者对其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

  《中华民国新刑法判解汇编》也有对刑法原则解释的做法,也主要通过三条不同途径,在“理由”部分就已有对这一内容的解释。第一条途径是用现代的刑法理论来解释刑法原则。《中华民国新刑法》是中国的一部现代刑法典,其原则的确定与近代刑法理论直接相关,有的就是以这一理论为依据而确立的,总则中第1条的规定就是如此。此条规定:“行为之处罚,以行为时之法律有明文规定者为限。”《中华民国新刑法判解汇编》中的“理由”解释就明示其依据是罪刑法定主义。“本条为刑法之根本主义,不需比附援引,即学者所谓罪刑法定主义。凡行为受法律科罚者为罪,否则不为罪是也。”{1}这一解释把此条规定背后的近代刑法理论依据阐述得明明白白。第二条途径是用公理来解释刑法原则。这里的公理为国际社会所承认,同样具有权威性,以其为依据来解释刑法原则,它的权威就被凸显出来了。《中华民国新刑法》总则的第5条规定,“凡在中华民国领域外犯”有内乱罪、外患罪、伪造货币罪、伪造有价证券罪、伪造文书印文罪、妨害自由罪和海盗罪的,仍适用《中华民国新刑法》。此条的“理由”把确定这一原则的公理作了揭示,认为这些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比较大,因此有些经“万国国际法学会屡经讨论”;有些则是“法律上认为万国之公罪,不论何国,皆得罚之”。[4]这些理由均为国际社会所认同,是一种公理,所以这些犯罪尽管发生在国外,仍会被《中华民国新刑法》所追究。作出这样的原则规定,符合公理,人们也容易接受了。第三条途径是用常识来解释刑法原则。《中华民国新刑法》的“总则”中有关于“保安处分”的规定。这是一种“入感化教育处所”而“进行感化教育”的方式。根据这一“总则”的第89条规定,在一定条件下酗酒而犯罪者要接受保安处分。“因酗酒而犯罪者,得于刑之执行完毕或赦免后,令入相当处所,施以禁戒。”作出这一原则规定的理由主要是基于酒醉时往往不能完全控制自己行为的常识。此条“理由”说:“犯者往往系由酒癖,每于酩酊之状态中犯罪,实因不能以自力裁抑,故法院认为有矫正其惯癖之必要时,得于刑之执行完毕或赦免后,令入相当处所,施以禁戒。”[5]运用这一常识进行解释以后,人们就会对这类人员适用保安处分的原则规定比较明了了。

  经这一比较可以发现,《唐律疏议》使用主导的儒家思想、成理与常识来解释律文,与《中华民国新刑法判解》运用近代刑法理论、公理与常识来解释法条,其解释的途径几乎可以对应起来,十分相似,只是后者更具有近代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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