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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磊:米兰达规则五十周年的纪念与省思

2017-09-06 14:59:21 中国社会科学网 刘 磊

作者简介:刘磊,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我们不为大多数人服务,我们不为少数人服务,我们只在宪法和良知的指引下,为我们所见到的公共利益服务。”

——厄尔·沃伦

在当代刑事诉讼发展史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66年的米兰达判决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例。①对于当代法学院的师生而言,几乎无人不知晓米兰达规则。虽然,被告人米兰达最终重审后再次被定罪,②但是该案第一次宣告了刑事被告人侦查讯问时拥有多项救济性权利,例如申请律师在场的权利、获得免费律师辩护的权利、保持沉默的权利、申请排除违法言词证据的权利、放弃米兰达规则需明知且自愿等。③米兰达判决不仅影响到美国联邦与各州的刑事司法,亦漂洋过海影响到其他文明国家侦讯法制的变革,该案例因此也被视为沃伦法院刑事诉讼革命时代里代表性案例。50年后,如果我们能够重新解读米兰达判决的前后演变历程与法理争议,进而探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造法性解释的利弊得失,或许对变革中的中国刑事诉讼实务界以及法律解释学、法教义学盛行的当代中国法学学术界,具有积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一、美国侦查讯问的正当程序革命历程

没有沃伦法院,也许就无米兰达规则。虽然,根据1791年美国宪法第四、第五修正案条文,即任何人均有“不得强制自证其罪”权利以及“未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生命、自由、财产”的权利以及聘请律师的权利。但是,宪法第四、第五修正案条款毕竟是较为抽象的条文,在个案中如何适用一直未有清晰明确的标准。例如,对于“不得强制自证其罪”是否包括沉默权以及警方的告知义务,侦查、起诉阶段嫌疑人律师援助的具体内涵,警方违反第四、第五修正案获得的供述是否应当被排除证据资格,在米兰达案判决结果之前,诸多的争议问题仍然迟迟未决。传统上,美国最高法院通常只是“一次一案”式地逐案进行审查,不承担制定完整、系统的警察执法规则的义务。总体而言,在20世纪60年代刑事诉讼革命之前,法院通常只保护嫌疑人的基础性权利,除非警方讯问行为恶劣,否则推定合宪。米兰达判决对以往的审查标准进行了重大修正,最高法院将嫌疑人被侦讯时的自由意志情况作为判断的主要因素,强调警方讯问之前要履行告知沉默权、律师辩护权利的义务,否则排除供述。在沃伦法院刑事程序革命完成之后,其后的伯格法院(Burger Court)与伦奎斯特法院(Rehnquist Court)又对米兰达规则进行了修正与限缩,最终构建起相对严整的警察讯问规范。

(一)革命前夜的警察讯问:只有侵犯“基础性权利”的讯问才被视为违宪

一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非法取证对警方办案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不仅可以迅速破案,而且符合当时的警察文化并为社会主流价值所认可;另一方面,美国非洲裔公民的民权运动尚未真正开始,所以法院对减少与消除刑事司法中的种族歧视一时难有大的作为,虽然警察凌辱刑讯非裔嫌疑人的情形时有发生(尤其是在白人主义至上的一些南方州),但法院却一直未能建立起完整、系统的制裁规范。在米兰达案之前,联邦最高法院对警察强制讯问的审查相较宽松。除非讯问严重影响公正审判或违法手段恶劣至“震撼良知”(shock conscience)程度,否则法院通常认可警方取证的合法性。不过,最高法院仍然在个案中确立了“震撼良知”与“基础性权利”的判断标准,其实只是以较狭窄的标准来审查讯问行为,仅仅是在一些个案中排除违法供述。例如,在1936年的布朗诉密西西比州一案中,白人警察对涉嫌谋杀罪的非裔嫌疑人进行酷刑拷打,州法院认可刑讯供述并宣告有罪判决,案件最终经最高法院审查后,多数派法官认为该案中警察野蛮拷打取证行为已经构成了“强迫”(coercing)自证其罪,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因此推翻了州法院判决。④1944年,在阿什克拉夫特诉田纳西州一案中,警察对嫌疑人进行了长达36小时的疲劳讯问,联邦最高法院审查后认为警方36小时讯问且剥夺了嫌疑人睡眠、饮食权利的行为已构成强制讯问,因此警方获得的供述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应当排除供述证据。⑤1945年的马林斯基诉纽约州一案,对于警察强迫嫌疑人脱光衣服逼取供述的行为,最高法院认定警察行为侵犯了嫌疑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Fundamental Rights),判决警方的取证手段违法。⑥1952年的罗琴诉加利福尼亚州一案中,因嫌疑人将毒品吞入胃中,警察将嫌疑人强制带到医院通过强制其服用催吐剂方法最终从嫌疑人胃中取出胶囊装毒品,最高法院判决警察取证方法违反正当程序,警方强制取证行为“震撼良知”,应当排除物证。⑦

总体观察,在20世纪60年代沃伦法院刑事诉讼革命到来之前,最高法院一直是谨慎地依据宪法条款来审查警方的讯问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美国“一次一案”逐案审查的司法传统。⑧但是,对于警方并非恶劣或震撼良知的讯问行为,如果法院均认定其合法性,势必出现宪法权利保护上的真空或漏洞。因为,警方除了刑讯逼供、疲劳审讯、恐吓威胁等恶劣行为之外,能够通过各种非强制的讯问方法获取有罪供述。假设警方通过线民、狱侦耳目、诱捕侦查、秘密窃听、催眠讯问等并非恶劣的侦查方法来获取嫌疑人供述,如果法院均认可警方取证的合法性,不仅会使无辜者迫于警方压力而错误认罪,最终导致冤案产生;亦会使宪法条款中的“正当程序”、“不得强制自证其罪”沦为空洞化的纸面权利。毕竟,警方“震撼良知”的刑讯逼供行为在全部违法取证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对于其他非恶劣的讯问行为能否适用于宪法第五、第六以及第十四修正案,在沃伦法院刑事诉讼革命到来之前,一直未能有清晰明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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